小說當然是講宋朝的故事，但是任何壹個小說作家在寫書的時候都會蹭到現實生活中的素材，讀者和聽眾也會和現實生活聯系在壹起。這是水滸傳的積極因素，也是封建統治者要禁的主要原因。
《水滸傳》的成功在於它不是壹個人坐在書房裏寫的，而是成千上萬民間藝人集體創作的結果。如果說《水滸傳》確實是施耐庵根據前人的成就編成的書，那麽施耐庵最大的貢獻就是他沒有階級偏見，沒有遵循封建文人的正統去歪曲篡改這些材料。
當然，限於歷史認識水平，《水滸傳》所倡導的“忠義”、“為天主持公道”也有其局限性。“忠”首先是對王室的忠誠。當時人們認為皇室就是國家，“精忠報國”就是效忠皇帝。所以宋江等人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號才被擁抱。這個“天”，其實就是代表“天”的皇帝。因為皇帝是“載天”的“真命天子”，是“註定要回歸”的，他追求的是天意。只是現在皇帝愛漢奸。是奸臣蒙蔽了皇上。就是這些貪官做不了天，所以我們這些強盜來“替天做天”。——其實這是壹種“強盜邏輯”。但被征召後，既要“征遼”抗擊外敵入侵，又要“征方臘”抗擊對皇帝不忠、想取而代之的叛軍。於是宋江等人的旗幟由“為天行善”改為“順天”、“護國”。宋江等人雖自稱忠臣，但招入後卻遭到皇族的排斥。
敵與和都在內亂，但終究逃不過被打擊、被摧毀的最終結局，也是客觀規律的終結。所以可以說水滸“只反對貪官，不反對皇帝”，這是宋江等人的真實思想。批評宋江不招方臘，就像批評嶽飛不鎮壓楊幺起義，批評曾國藩不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壹樣。不是真的無知，不明白“歷史首先是歷史條件下的歷史”，就是故意裝傻充楞。
用階級偏見解讀歷史。
至於水滸中反復宣揚的“義”，指的是江湖英雄的“忠”。封建社會的下層階級為了保護自己免受暴力的壓迫，有壹種團結起來抵抗侵略的願望，這就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江湖義氣”。尤其是在無家可歸者中，這種“義”的要求和表現尤為強烈。先是從“路坎坷，拔劍相助”開始，然後發展到“扶危濟困”。這種“忠誠”從來不存在於勾心鬥角的官僚階層；它不可能存在於封建文人之中。而宋江等人所提倡的“義”，必須服從“忠”的前提。因此，相對革命和先進的“義”也就不可避免地黯然失色了。
由於歷史的局限性，《水滸傳》中也有糟粕部分。比如把這個100單8的將軍形容為“惡魔轉世”；調情殺人場面描寫太多(王婆說風情萬種和潘金蓮毒死丈夫，簡直是教人如何勾引良家婦女，用毒藥殺人)；年輕讀者宣揚天命、迷信、不存在的天書和發號施令的能力等等，肯定是不合適的，必須淘汰。此外，由於歷史語言的變化，《水滸傳》中使用的文學語言與今天法定的、公認的文學語言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