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嘉永五（1852）年9月22日，是孝明天皇的第二皇子。母親是英照皇太後。但真正的生母是權大納言中山忠能的女兒，典侍慶子。萬延元（1860）年，他被定為儲君，並賜名睦仁。慶應二（1866）年12月，也正是他十五歲那年，由於父天皇去世而繼承皇位。翌年1月9日，舉行踐祚典禮。在革命份子的鼓舞之下，12月9日斷然實行王政復古。慶應四（1868）年7月，將江戶改名為東京。8月27日舉行即位典禮，9月8日改年號為明治。10月，明治天皇抵達東京執政。12月，返回京都，與壹條美子（昭憲皇太後）舉行大婚之禮。明治二（1869）年明治天皇再度抵達東京，並定東京為首都，以圖壹新人心。接著，在明治政府推動下，接二連三的推出版籍奉還、廢藩制縣、制定徵兵令等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其中與天皇地位最有關的就是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制定。
明治政府於1889年（明治22）制定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憲法），這部東亞首部的現代成文憲法是摹仿普魯士憲法的欽定憲法。明治憲法第壹條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壹系的天皇統治之。」明治憲法系基於天皇主權的原理，由天皇總攬立法、司法、行政之統治權。此外，行政各部的官制、陸海軍的統帥、宣戰的公布、條約的締結等，都屬於天皇的大權。從此，天皇搖身壹變，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神人」。明治45（1912）年7月30日淩晨零時四十三分，明治天皇由於尿毒癥去世，享年61歲（虛歲）。他的壹生可以說是日本近代國家誕生的同義字。
明治天皇是日本天皇中最特殊的壹個天皇。在他之前，女天皇可以堂而皇之的登上帝位，古代的日本，就曾出現過六個女帝。日本的年號是摹仿中國的制度而制定的。只要有祥瑞的徵兆等因素，壹個天皇可以容許變更多個年號。但是從明治天皇以後，壹個天皇只限壹個年號。因此也可以年號來代替天皇的稱呼，例如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等。從前的天皇，權力不是落在地方豪族或外戚貴族的手上，就是落在武家政權的手中。天皇可以說是只是壹個傀儡，到了明治天皇，他總攬大權於壹身。皇室典範是皇室制度的基本法律，1889年（明治22）於大日本帝國憲法之下制定。在明治憲法下，皇室典範異於壹般法律，與憲法同為最高法規。
現行皇室典範，系於日本國憲法制定時同時修改，並以壹般法律施行。與舊典範之最大相異處，首先在於皇室繼承只限於嫡出（正妻所生），不承認庶出（正妻以外所生）。明治天皇及大正天皇全系庶出。此改變乃為尊重婚姻制度而來。其次，現行典範承認平民之皇太子妃。戰前，皇太子妃必從皇族或三大貴族家庭中挑選。江戶時代以前，日本允許女天皇的存在。但明治以後的皇室典範規定，只有男系的男子才能繼承皇位。
日本的現代化歷程，就必須回朔到1868年的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從政治、經濟兩方面改變了傳統社會的日本，但在文化上，在日本人的觀念意識上完全把日本人拖回到以原始巫術為基礎的天皇信仰裏，並以民族主義為自己的根本支柱。正因為這樣，日本後來盡管成長為世界列強，但強大的日本卻因侵略亞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毀滅。
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在德川幕府的統治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從中央到地方，都發生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盡管幕藩進行了壹些改革措施，但從根本上無法消除幕府制度的弊端。從17世紀末18世紀初，幕府財政出現大量赤字，19世紀三、四十年代，赤字每年達六十萬兩。壹些武士收入減少後，紛紛離開自己的主人，另謀出路。他們的忠誠難以維系。以武士為主體的幕藩制度面臨解體的危險。
1853年7月8日，美國政府任命的東印度艦隊司令、海軍準將培理，帶著美國政府要求日本開國友好通商的指令，率領壹支遠征日本的分艦隊，強行駛入江戶灣的浦賀港。“培理壹夥人不顧日本幕府的勸阻，橫沖直撞，竟然以開戰進行威脅。培理帶領三、四百名水兵強行上岸，硬要將美國總統的國書塞給日本幕府的代表。面對來勢不善的美國艦隊，幕府既惶恐又舉棋不定，內部意見分歧難以統壹。這時培理又帶人在江戶灣搞深水測量進行示威，江戶市內群情嘩然。幕府推故不予談判，但又惹不起，打不起，只好約定以次年答復為條件接受了國書。”（萬峰：《日本近代史》，第34－3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德川幕府在培理的武力威脅下，於第二年3月30日被迫同美國簽訂《日美和好條約》，史稱《日美神奈川條約》。
國門既然向美國人打開了，日本幕府也沒有理由不向西方其他國家開放。自1858年7月29日在江戶簽訂《日美友好通商條約》後，其他西方國家如英、法、俄、荷等國，紛紛迫使日本同自己簽訂類似條約。
日本正在走向半殖民地國家的路途上！
面對著西方列強的入侵，日本人不得不做出選擇，要麽像鄰邦清朝那樣，壹天壹天地淪為它們的半殖民地；要麽自己主動改革開放，從經濟、制度、文化上向先進國家學習。
19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日本列島廣泛興起了“尊王攘夷運動”，就是保護天皇，趕走列強的行動。但列強畢竟比自己強，妳趕人家，人家不走，反而傷自己。怎麽辦呢？只好起而推翻保守的幕府，將“尊王”的宗旨不變，把“攘夷”改為“倒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早已對中央幕府不滿的薩摩藩、長州藩的改革派武士，於1867年12月9日（陰歷）發動政變，組成以天皇為首的新政府，於次年宣布江戶為東京，天皇睦仁舉行即位儀式。日本從此走上了現代化的改革維新之路。
明治維新通過發布《五條禦誓文》、《政體書》，直到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成立了以天皇為元首的近代國家政制。除了天皇的權力是無限神聖的之外，其他個人或部門的權力都是有限的。中央政府的集權，集中在天皇壹人手裏。從王政復古的三職制到明治政府的三職八局制，及政體書中以太政官為中心的三官制（行政官、刑法官、議政官）的發展表明：只有天皇才不受世俗國家權力的限制，反言之，天皇最後制約著世俗國家權力的擁有者，而且，任何壹方的權力都受其他方面的彼此制約。所以，明治維新後，日本根本就不存在中國古代絕對的中央集權。
在從封建幕府向明治政府過渡時期，德川幕府的最後壹代將軍慶喜，在“大政奉還”中是把權力還給天皇；王政復古，更是以古代的天皇制為王政的根本，這就是《五條禦誓文》中所說的“皇基”。同樣，明治政府實施的版籍奉還，卻是把土地奉還給天皇，中央政府加強對諸藩的統制，藩主及重臣保留在新政府中，成為天皇的地方長官。而廢藩置縣，使地方自治的同時，又使地方成為中央政府的行政單位。從此，內亂的禍根消除了，地方再也沒有能力起來同中央對抗。征兵令將軍隊國家化，實施國民皆兵主義，為天皇隨後自由支配每個日本人的命運給出法律上的保證。軍國主義的根源，就隱藏在天皇從人到神的集權過程中。這過程，以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宣布而告壹段落。在此憲法中，天皇成為日本國家唯壹的最高統治者，他支配壹切而不被壹切支配，他神聖不可侵犯，他的命令不允許任何人違抗。
在經濟上，日本明治政府實行“富國強兵、殖產興業”的政策。明治政府出面接收幕府諸藩的工廠、設立官營工廠，開發礦山，引進先進技術，保護民間產業，其最後目的是為了使兵力、國力更強大，而不是為改善日本民眾的生活。強兵的方式是發展政治性的重工業，富國的方式是增大對外的生絲出口。日本近代資本主義，壹開始就帶有政商資本主義的特色，即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服從國家的利益和需要。天皇代表國家，因此政商資本主義以彰顯皇威為最終目的。這種目的即便在現在經濟大國的日本，也未改變。在西方發達的七國中，日本在大眾服務方面的設施是最差的，無論從醫療還是公***設施看，日本都遠遠落後於西方其他國家。
以上關於明治政府的政治、經濟兩方面的分析，其中貫穿著壹條紅線，就是壹切為了天皇，為了萬世壹系的天皇榮耀。而後來日本走向軍國主義，同明治維新的初衷壹致。“開拓萬裏之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成為當時日本政府領導人的最大夢想。
明治維新在政治、經濟改革中呈現出的保守傾向，同文明開化中以天皇信仰為中心的文化復古主義相呼應。
文明開化的實質，是文明的西洋化、文化的古代化。西洋和日本相比，只是技術文明而非思想文化的進步。西洋技術學、日本文化學，這是日本同西洋在學術上的差異。日本以天皇信仰為核心的文化傳統，依然是日本人生存的根。開放的明治政府，把日本人的心靈從狹隘的地方主義中解放出來，成為統壹的大日本帝國中的壹員，但這種心靈在外國人面前卻是封閉的，封閉在日本古代的文化傳統中。不過，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不同，明治維新還把開放的領域從經濟深入到政治以及文化的範圍，只要文化的核心天皇信仰不受到批判就行了。因為日本人壹旦離開日本列島到外國去，他的根就只能存於心中。所以，唯有沈默，才能守住日本人所背靠的文化傳統。歐洲人在乘火車時，最怕遇上日本人。壹路上，如果同日本人坐在壹起，那妳就無法自由地同他談話了。
早期明治政府同許多後進國家的改革開放壹樣，只看到西方發達國家在物質文明上的進步，對是什麽導致這種進步的原因拒絕探索，甚至進而否認西方文化本身的根本價值。他們利用西方近代的技術文明，保持日本固有的原始文化。在此意義上，明治維新的確是壹次改革而不是革命，改掉的是那些在經濟制度、政治制度上非近代的東西，保留最古老的日本文化傳統。
正如《五條禦誓文》所指出的那樣，廢除陳舊的陋習是為了顯明天地的公道，在世界中追求知識以振興皇基為目的。從前拒絕基督教的傳播，是因為在日本未體現出天皇大道的開明性。改革不能動搖天皇的統治而要加強天皇的領導。
“東洋道德，西洋技術”，佐久間像山如此區分東西文明的差異。
福澤諭吉在自傳中，把“東洋儒教主義和西洋文明主義”相比較。而日本儒教早已取向的是天皇信仰，同中國的傳統儒教差別明顯。
文明開化、吸收西洋技術文明，以便使日本國能夠屹立於萬國之中，彰顯日本固有的以天皇信仰為核心的文化傳統。在明治政府內部，木戶孝允主張興辦普通教育旨在培育學生的“忠義仁禮之風”，大久保利通重視德育。但這個“德”指“幫助國家富強，最終在海外使皇威輝煌”。明治教育走上國家主義、皇國主義、軍國主義的道路。除了天皇這個國家的代表者之外，所以日本人為國家中的壹員，這同征兵令中的全民皆兵主義壹起，構成日本日後發動軍國主義戰爭的歷史原因。
因此，可以說，日本從明治維新壹開始，就為軍國主義的侵略在做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只不過是這種侵略野心的具體實施而已。
受這種目的的驅使，明治政府向西洋派遣留學生，組成文明開化的中心——“明六社”，出版“明六雜誌”。但這壹切，和所有自上而下的改革壹樣，都是為了適應明治政府發揚國體的精神，壹旦言論自由到有損於政府文明開化的目的的時候，政府就強迫關閉了明六社。
在生活方式上，人們出於政府的壓力，穿西服、軍服，養成吃獸肉、喝牛奶、啤酒之風。但在文化上，明治政府強調天皇信仰的神聖性，把日本國建立為永久的神聖國家。
明治五年，政府頒布“三條教則”，要求所有教民敬神愛國、明白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廷的命令。這裏所說的神，當然是以現世神——天皇為代表的、日本神話中的諸神，以此把日本人從唐心、佛心中解放出來，歸回大和心。
1868年，神道國教化，以神道教為政教，既然神佛不能並存，那麽，佛像作為神體就得從神社中清除出去。隨後又發生大規模的廢佛毀釋運動，人們以暴力破壞佛像、佛寺。這種對佛教的粗暴態度，只不過是在強調為天皇思想服務的國家神道的絕對性。於是，明治政府定神武天皇這位傳說中的人物的即位日為紀元節，以此紀念日本國的誕生；而天皇誕生日為天長節，它代表天皇的萬世壹系。
明治政府反復申辯神道教同佛教的分離不是廢佛毀釋，而是讓佛教從屬於神道。這固然和寺院的反擊、民眾信徒的抵抗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日本化的佛教早已發展為具有神道性質的宗教了。它的壹個重要使命，就是為了祈禱以天皇為元首的日本皇國的平安強盛。
明治政府在對待西方文化上的保守性、復古性傾向，典型體現在對基督教的態度上。
基督教發源於中東，但在西方文明的發展中，已經有機地構成了其中的壹部分。它從傳入日本壹開始，就比佛教遭受了更為可怕的拒斥。由於基督教信仰唯壹的神，這同天皇信仰中的諸神——多神——存在根本的沖突，因而也是和明治政府立國的理念相沖突。所以，它開國後繼續奉行禁教政策，對基督教徒始終存有戒心。明治9年1月，35人在熊本郊外的花岡山集會，發表“為報國、為教導人民而信奉基督教”的誓語。此處所說的“國”，不是指基督宣告的上帝之國而是天皇統治的日本國。
綜上所述，明治維新在政治、經濟領域的確顯出現代化的特征，但在文化上卻呈現出反現代的復古特色。而且，明治維新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改革方面，最終服從於高揚天皇神性的目的。在此意義上，明治維新是既清醒的又糊塗的。清醒表現在明治政府知道自己落後的地方應大膽地改革，糊塗在於明治政府居然以古代的神話為依據，並將天皇制發展為立憲君主制。在神聖的天皇面前，誰還敢阻止他的個人意誌呢？明治時代後來的歷史，說明這壹點。
明治維新所表現出的二重性，美國學者諾爾曼在他的《日本近代國家的成立》壹書中寫道：“關於維新後的日本，在工業技術、銀行制度、軍事組織、教育制度等制度層面西洋化了，但在精神領域中保存了‘舊制度的烙印’、‘封建式的忠誠理想、家父長制、對婦人的態度、武勇的昂揚’。這些古老的思想習慣緩和了工業化下民眾生活的緊張、激動及沖突。”其實，思想上的反近代性乃是日本實現明治維新的根本動力。
明治維新所開起的日本近代文化的雙重性格，使日本在經濟上的政商資本主義與封建寄生地主制並存，在政治、法律、日常生活、大眾文化諸領域內含近代與非近代的雙重性。官廳、公司、軍隊中的西餐、西服、歐式建築與個人家中的和食、和服、日本式建築至今猶存。更為重要的是，近代日本人性格的雙重性：都市的與鄉村的、西歐的與日本的、近代精神與封建意識、近代工業技術與前近代的習慣結合壹體。壹些熱情主張婦女解放、人人平等的人，在家庭生活中卻是以丈夫為大的人。日本***產黨的領導人主張廢除天皇制，後來向天皇制及民族傳統屈服。醫學同易、占蔔、巫術治病並存。壹些人在開工之前，必須舉行鎮地儀式。這種最先進的與最落後的結合，被壹些人說成是亞洲現代化的成功模式之壹。中國今天的現代化道路，明顯帶有這種後進國的特征。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明治維新作為改革的不徹底性，把日本引向了軍國主義的道路。在這條路上，壹旦天皇名副其實地登上神聖的寶座，誰也就無法動搖它。天皇作為日本的靈魂，他的形象經過明治維新開始逐漸樹立起來。從此以降，日本以天皇的榮耀為國家富強的目標，同軍國主義搭上了無法擺脫的瓜葛。天皇只要動彈壹下他的手指，整個日本只不過是為他預備的犧牲而已。
明治維新把日本從閉關鎖國的封建社會中解放出來，盡管暫時帶來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強大，但其以天皇信仰為核心的文化思想，與軍國主義、民族主義的結合壹起葬送了幾代日本人的努力。這種再次葬送日本人所創造的文明的可能性，並不因為戰後的民主改革而消失。相反，日本今天，同明治晚期的狀況異常相似，右翼勢力擡頭、軍國主義分子猖獗，用武力解決同中國的領土之爭……不過，這壹次戰爭如果爆發了，日本就再也不會有明治維新、戰後改革的機會了。至少，日本列島很可能會像1945年的廣島、長崎壹樣化為灰燼。
由於明治維新，日本免遭了淪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命運，但日本從此卻為在亞洲國家殖民播下了罪惡的種子。
日俄戰爭中日本的勝利，使日本再也不可能把亞洲國家當作獨立的主權國家來尊重了。因為從前在亞洲的俄國，也被壹個小小的日本打敗。1910年，日本幹脆把韓國吞並，將韓國的統治權，“完全永久”歸屬“日本國皇帝陛下”。這種由明治維新培育的日本軍國主義、大和民族優越論、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的思想，貫穿於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乃至於到了今天部分日本人對外國人的無理傲慢態度，只記得別人在戰爭時代對自己的加害等之中。
既然日本人是天皇統治下的臣民，既然天皇萬世壹系在戰後改革中借著“皇室典範”得以體現，那麽，由明治維新確立起來的日本近代天皇制思想，就不可能把外國當作獨立的主權國家來尊重。
至於在日本國內，明治後的日本人只是獻身天皇的股肱，戰後的日本人僅是為天皇工作的機器。獻身方式的改變，並不意味著獻身目的、獻身對象的改變。日本人應當為天皇而生存，為日本國而勞動，除此之外，生活就沒有意義，沒有價值。在天皇面前，日本人不需要理想，更不必要去想。這是在明治維新後明確起來的日本人的生存觀。它區別於中國人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確立的生存觀，即以肉體生命的生存延續為內容的生存觀，壹種肉身樂感文化的存在論。
但日本的這種生存觀，必然地同軍國主義、民族主義聯系在壹起。因此，對於日本人之外的其他國家的國民，明治維新帶給他們的不是福音，不是好消息，而是侵略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