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初開始，人類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三次阿以戰爭、兩次伊拉克戰爭等大規模高強度戰爭，使用的武器五花八門，消耗的彈藥不計其數。以鉛為主要原料的彈頭的大量使用，原子和化學武器的使用，以及戰爭中貧鈾彈等高殘留武器的大量使用，對人類活體和地球環境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歐洲人不易懷孕是否與歐洲是兩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和在“壹戰”中曾公開大量使用化學武器有關，值得懷疑；雖然人類的平均壽命普遍延長，體育運動成績也有所提高，但整體上的生物活性下降（如自然抵抗力下降、疾病增多），也不是不能成立。人類的生物活性是受多種因素、包括文化因素復雜地影響著的，但戰爭遺留的“化學自然”肯定也是其中不可否認的要素。隨著戰爭手段的極大增強和戰爭烈度的極大提升，即便是常規武器的使用也到了人類自然和社會環境所難以承受的地步；況且不要說戰爭，即便是美國每年的新兵訓練，就會打出上億發M16步槍子彈，也就是說美國僅剛入伍的新兵每年就會把數百噸鉛撒在靶場。正因為這樣，人們越來越重視武器彈藥的“綠色化”問題。在1974年在聯合國裁軍委員會會議春季會議上，瑞典首次向聯合國提出了關於“因為軍事目的而改變環境”的問題。1976年10月，第31屆聯合國大會上通過了《禁止為軍事或任何敵對目的使用改變環境的技術公約》。保護環境不僅體現在已經達成的軍備控制條約中，而且也體現在對武器發展的限制方面。比如用於增強穿甲效果的貧鈾彈，在穿甲過程中汽化，然後凝結成細小顆粒，懸浮在空氣中傳播到很大範圍，可被士兵吸入體內，損害健康，並對環境有很強的汙染作用。因此，這種武器的生產與使用，從壹開始就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壹方面要越來越大量地使用武器，另壹方面又要日益關註武器使用的“綠色後果”，這的確是壹種二律背反，其中既反映了文明的要求，又體現出利益的驅動，同時也折射了宏觀巨系統時代彈藥投送能力與“地球村縮小”之間的邊際作用關系。使用什麽性質的武器彈藥，既和人類社會生產力、科學技術的發展相壹致，又與戰爭經濟和作戰效率的要求相聯系。在冷兵器時代，人們靠體力和刀劍肉搏，雖然談不上環境汙染，但從戰爭經濟和作戰效率來看卻是高耗低效的，因為殺敵壹萬，自損八千，而人死不能復生，戰勝方也要失去大量的青壯勞力。隨著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戰爭中的彈藥發射量與傷亡數越來越成反比，以至於發展到今天，壹場消耗彈藥當量相當於“二戰”中盟軍空軍投彈量總和的戰爭，竟會以傷亡數百人至數千人的代價就結束了，而且作戰雙方現代化程度越高，傷亡率往往越低。特別是像美國這樣的軍事強國，其軍事理論中只有強調人員生存率的定理，而沒有節省彈藥的要求，並且其經濟實力和後勤補給能力又能夠承受巨量彈藥的消耗，因此它打起仗來從來是狂轟亂炸，是戰場環境汙染的最大制造者。在最新的費盧傑圍城戰中，美軍為了消滅壹個暗藏的伊拉克狙擊手，往往使用155榴彈炮把壹條街的樓房都轟塌，就是壹例。顯然，按照戰爭發展的規律，彈藥的消耗越來越替代著人員的消耗，彈藥的消耗量越來越成為天文數字，因此“因為軍事目的而改變環境”的問題也就越來越引起人們的註意。
在伊戰期間，英國投下了近千枚炸彈，美國也承認使用了1500枚集束炸彈。這些彈藥不僅給伊拉克人造成了較大的傷害，同時也危害了參戰英美士兵身體的健康，使他們患上莫名其妙的怪病。如今兩國都在考慮如何讓未來的武器更具“可持續性”和“更環保”。美軍正在討論的環保措施包括用大豆油為戰機作燃料，在戰鬥區域使用太陽能，研制氫動力的小型飛行器等。
限制軍事活動對環境的嚴重破壞，壹直是國際社會關註的重要問題。有的軍備控制條約明確以保護環境作為出發點。比如用於增強穿甲效果的貧鈾彈在穿甲過程中氣化，然後凝結成細小顆粒，懸浮在空氣中傳播到很大範圍，會被士兵吸入體內，損害健康，並對環境有很強的汙染作用。因此，這種武器的生產與使用從壹開始就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