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因“司馬光砸缸”而著名，事實上，他還是壹個鼎鼎有名的史學家。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關於司馬光的生平介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山西夏縣涑水鄉人，生於河南省光山縣，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宋仁宗時中進士，英宗時進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王安石施行變法，朝廷內外有許多人反對，司馬光就是其中之壹。王安石變法以後，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專心編纂《資治通鑒》，用功刻苦、勤奮。用他自己話說是：“日力不足，繼之以夜。”
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他立誌編撰《通誌》，作為封建統治的借鑒。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八卷上進，英宗命設局續修。神宗時賜書名《資治通鑒》。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被命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次年退居洛陽，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鑒》，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他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都親自動筆。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後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傳郎，數月間盡廢新法，罷黜新黨。為相八個月病死，追封溫國公。遺著有《司馬文正公集》《稽古錄》等，還有諸多名著被眾人所流傳。
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同知諫院。嘉祐六年（1061年）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立誌編撰《通誌》，作為統治者的借鑒，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通誌》八卷上覲宋英宗，英宗命設局續修，並供給費用，增補人員。宋神宗即位後，以其書“有鑒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鑒》，並親為寫序。此時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司馬光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神宗命他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熙寧三年（1070年），自請離京，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現陜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陽，任西京留守禦史臺，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鑒》，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書成後，司馬光官升為資政殿學士。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後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數月間罷黜新黨，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司馬光執政壹年半，即與世長辭，“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靈柩送往夏縣時，“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家家掛像，飯食必祝”。死後，宋哲宗將他葬於高陵。追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賜碑“忠清粹德”。對司馬光的為人，朱熹評論：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陜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乎！博學無所不通。（《三朝名臣言行錄》卷7）
擴展資料：
反新法
司馬光在政治上是標準的守舊派人士，他跟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了嚴重分歧，幾度上書反對新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國家使用輕典，混亂的國家使用重典，這是世輕世重，不是改變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司馬光與王安石，就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壹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於保守，但實際上是壹種在“守常”基礎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問題，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實和用人不當等情況，從側面證明司馬光在政治上還是老練穩健的。
可以使用壹句話來評價司馬光的壹生：其實司馬光的`壹生主要就是幹了這兩件事情編寫《資治通鑒》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但是有壹點必須要註意就是：司馬光之所以與王安石政見不和僅僅是在政治觀點上有分歧，在本質上都是為國為民的真君子——純粹君子之爭，絕對不是為了壹己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馬光之余也不會由衷的道出：“司馬君實，君子人也！”壹個令政敵都嘆為君子的人，絕對不是壹個小人！司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為變法問題鬥得死去活來之後，司馬光留下了這樣的見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對王安石壹生的看法“介甫無它，唯執拗耳”。
有著高度政治敏感的司馬光，覺察到了變法的不妥，但具體哪裏不妥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他不可能作很準確的描述，只能通過變法造成的壹些惡果來解釋他反對變法的原因。在宋神宗面前不斷和安石爭辯，但缺乏現代經濟理論，司馬光無法對變法方案作出有力辯駁。終其所述，只有“不妥”二字而已。結果造成了神宗誤會他無理取鬧的局面，不得不遠離政治中心，出走洛陽。
還有點要註意就是司馬光在和對方的爭鬥中不能得勝時，便選擇了回避和退讓，而不是伺機報復和惡意中傷。曾有人勸司馬光彈劾王安石，然而司馬光卻壹口回絕了他們：王沒有任何私利，為什麽要這樣做？面對身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司馬光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退讓。
元祐更化
哲宗立，宣仁後垂簾同聽政，門下侍郎司馬光言：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蓋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曰曏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壹概輸錢，則是賦斂愈重。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余，或壹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又青苗、免役，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豐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兇年，無谷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暇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為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定差，見雇役人皆罷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為率，存三年之蓄，有余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不利於貧。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