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偷自行車的人》這部1948年的黑白電影，很多研究歐洲電影風格流派史的學者，都會將其歸為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運動的代表作品，就像著名影評人羅傑-伊伯特所說：“故事非常直白，看起來更像寓言而非戲劇，在它上映的那會兒，人們把它看做壹則馬克思主義的寓言故事。”這種左翼思想的意識形態布滿本片並不是壹次偶然，而是在戰後，由於意大利左翼政黨被擁護掌政，在電影這類文化層面，自然需要背書。
新現實主義與人物抉擇
維托裏奧-德-西卡能被譽為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這部《偷自行車的人》可以說功不可沒，當然本片的編劇，德-西卡的老搭檔——柴伐蒂尼也同樣享有桂冠。電影中新現實主義並不是壹種文辭上的堆砌，而是在於電影影像上整體風格的表現。
本片的開場是壹大群失業工人從卡車上下車，擁簇到壹位負責工作分配的官員身邊，在粗糙畫面的景框中，則是工人們扇形似的流動，這個構圖讓人想到了盧米埃爾的早期無聲短片——《工廠大門》，紀錄片味道的忠實還原，讓這部電影的開場就像是壹則現實主義般的寓言。
但是德-西卡的現實主義又同人物的生活抉擇相互聯系，***同屬於底層人民的精神圖譜。主角瑞奇在壹開始便幸運地得到壹份張貼海報的工作，但是前提是必須擁有壹輛自行車，雖然瑞奇並沒有，不過在幸運機會面前，他並不打算放棄，在妻子當掉兩床床單之後，他終於擁有壹輛自行車，這也意味著，他將會得到這份海報張貼的工作。然而隨後失去自行車的轉折，讓這個擁有兩個孩子的四口家庭面臨生活崩潰的風險。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德-西卡並沒有刻意渲染主角壹家的貧窮，而是盡量用克制和簡略的鏡頭來速寫這壹境況，比如只用三秒鐘的時間來交代瑞奇壹家的第二個孩子——壹個小嬰兒。
這種處理方式還同樣在瑞奇找尋自行車的過程中，電影在三十分鐘之後，即是主角瑞奇和他的兒子布魯諾在壹天的時間內找尋自行車的經歷，每壹次的尋找幫助，總會讓人覺得這是現實生活中每個人的自然選擇，並不是刻意的戲劇沖突或者安排。比如瑞奇在詢問女巫之後卻意外地再次遇到小偷，這種偶然像是生活中的壹種不經意，或許所謂的新現實主義不在於生活的表征展露，而是在於表達現實中的世事無常。
廢墟上的群像，新生活的“尋找”
如果我們把關註的焦點從主角瑞奇的身上，移鏡到戰後羅馬的群像中，則會發現，這座戰後城市每個人的仿徨和焦慮。諸如開卡車的司機抱怨自己整日無事可做，只能聽歌消磨時間；壹大群城市居民面臨各種問題，卻只能通過女巫的所謂“上帝啟示”來慰藉自己。
而故事的導火索“自行車被偷”便是壹個世道混亂的明證。通過工會朋友之口，我們知道，這類偷竊其實並不在少數，那些偷了自行車的人都深諳此道，我們在電影中對於三個偷竊犯的明確分工也能壹看究竟，偷竊過程的嫻熟和偷完之後頗有程序的處理，這種反諷的運用在本片中刺穿了很多戰後骯臟而乘火打劫的勾當。
“尋找”這個動作其實背後代表的意義往往都超越“尋找物”本體，從而上升到另外壹種更高的思想內蘊，而在本片中無疑代表著“新生活”的希望。
戰後羅馬的破碎毫無疑問成為每個當地居民的心頭大石，失業、交通不便、基礎設施被摧毀、作為戰敗國的恥辱等等心理陰霾都加重了羅馬上空的灰度。而對於本片的主人公瑞奇來說更是如此。本片壹個巧妙的運用是，並沒有直接表達瑞奇對於工作、對於生活的強烈渴求，而是用了壹個嫁接，把這種本質上的希望放置在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物件——自行車上，通過需要自行車（新生活的可能）——獲得自行車（新生活的開始）——失去自行車（新生活的毀滅）的這樣壹個過程，將壹個戰敗國底層家庭的風雨飄搖與壹輛二手自行車掛鉤，這種讓人顯而易見的手法除了讓觀影者更加容易體會家庭破產的絕望，更是對於無常生活的自嘲。
父子間的對話：從精神偶像到生活認同
每壹個父親都是孩子最初的精神偶像，如果要讓我列出自己的真理信條的話，這壹句絕對名列前十。
本片的主角瑞奇是由馬齊奧拉尼飾演，而他可愛靈性的兒子布魯諾則是由小演員斯代奧拉當綱，兩人在電影的後壹個小時如影隨形。瑞奇的緊張和焦慮始終緊貼著觀眾的情緒，絲毫沒有離開過，而布魯諾則像是壹個機靈的小尾巴壹樣始終伴隨在父親左右，電影的這種單向對話直到55分鐘之後才有所改變。
布魯諾因為詢問父親為什麽不讓老人喝湯而遭到瑞奇的掌摑，之後的哭泣顯然沒有引起父親過多的關心和在乎，直到瑞奇聽聞有孩子在河中溺水才突然擔心布魯諾的安全，四處吶喊找尋，兩人才開始進行雙向交流，而電影的主線也在此刻偏移軌道，把父子之間隱約的感情通過壹場具有階級差別的午飯表達出來。
而在電影最後通過布魯諾看到父親偷別人的自行車而遭到滿街的追打，此時壹個孩子對於父親的崇拜轟然倒塌，同時那份幼年的自尊心也遭到永難磨滅的侵蝕。但是結尾父子兩人手拉手在羅馬街道上充滿未知悲戚的行走，也讓原來的精神崇拜轉為對於生活的心酸認同，盡管這壹認同充滿了不甘和成長的陣痛，但是這卻是他逃避不了的事實。
本片在1949年的奧斯卡頒獎禮上獲得了榮譽大獎，之後在國際上也聲譽日漲，直至今日它的“新現實主義”依然影響深遠，如同奧遜-威爾斯的《公民凱恩》在形式主義上的影響力壹樣，《偷自行車的人》在現實主義影像風格上的簡單凝練總能給後世影片帶來新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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