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對後來者和後來者的區別有所懷疑。但就其整體框架而言，仍具有示範意義；現代人研究中國小說史，仍能得到理論和方法上的啟示。總結起來，大概有五種結局:
壹方面打通古今，寫壹部中國小說通史。魯迅寫《詩略》是在20世紀20年代，當時還沒有明確區分古代、現代、現代和當代，所以《詩略》可以看作是壹部小說通史。在我看來，所謂的古、近、今、當代，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把它們完全割裂開來。能否像魯迅當年那樣，揭示不同時代小說發展演變的影響和關系，找出它們之間的規律，突破古今界限，寫出壹部中國小說通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壹個艱難而又誘人的課題。
二是上下聯動，突出“歷史”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