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壹天都有人從外地來到北京。
在過去的十年裏，北京增加了472.9萬外來常住人口，平均每天增加1296人。這在北京增加人口中占了四分之三，使北京的常住人口總數達到2114.8萬?人。
這讓北京的政府官員感到頭疼。上世紀80年代初的目標是“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規模控制在1000萬人左右”，但幾年後，1988年北京市總人口已達1000萬。北京目前執行的2004版人口規劃要求到2020年將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但這壹數字在2010年就被突破。
北京市副市長陳剛說，按照目前這個速度發展，意味著10年後的北京，需增加近500平方公裏的土地；要建住房1.3億平方米；要增加交通出行550萬人次；每年要增加6億立方米水；天然氣需要增加50億立方米；每天增加垃圾6000噸；要增加中學167所，增加小學208所。
到目前為止，沒有有效的辦法阻止這些外地人的腳步。靠戶籍？沒有用，最近四年，進京落戶指標都沒有超過1萬。
為什麽要去北京？
這倒是壹個簡單的問題，因為北京有其他地方沒有的東西。
愛電影去北京
這個春節，有約900萬人離開北京又回到了北京，這裏面大部分是外地人。
為什麽不呆在自己故鄉，卻要去大城市打拼？這在春節期間成了熱點話題。緣起知乎（壹個網絡問答社區）上的壹個問答，壹位署名“王遠成”的網友用很長的文字，回溯了自己2008年只身到上海打拼，直到2013年因為母親患病返回家鄉的過程。文中關於大城市與家鄉三線城市的對比，激起無數人的***鳴，壹時傳遍網絡。
“如果不來北京，我和電影之間的距離永遠無法縮短到現在的距離。我也永遠不知道我可以在夢想的道路上走這麽遠。”2月6日（大年初七）下午，張小北剛剛結束四五個小時的編劇寫作，看到這組問答，在知乎寫下了這樣壹句話。
除了編劇，張小北還是壹家預告片工作室的創始人之壹。短短兩年時間，這家工作室從兩三個人發展到二十多人，2013年壹***給40多部國產片做過預告片和制作特輯，其中包括郭敬明的《小時代》。“中國電影這兩年隨著整體市場的發展，工業化程度的進步，越來越多全新的崗位正在被創造出來，而且這些全新的崗位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張小北說，預告片這個行業2011年之前是沒有的，對於公司員工來說，如果不是在北京便沒有機會爭取到這個崗位。
1997年，張小北由北京廣播學院畢業之後回到家鄉安徽合肥，做了壹名電視臺記者，2002年再次北上。因為在合肥，當時只有兩個電影院三塊銀幕，“想看電影的話除了買盜版碟幾乎沒別的辦法”。
愛電影的人只能來北京。“浙江橫店是個很大的拍攝基地，很多群眾演員聚集在那裏，但如果妳想真正成為演員，或者想成為壹個明星，還是要來北京。尤其是電影行業，最上遊資源的最關鍵環節都在北京，妳在這裏的時間成本是最低的，機會相對來說是最大的。”張小北歷數道，“從劇作、制作、投資，到電影的營銷、宣傳、發行，不管妳想從電影行業哪個環節進入電影行業，在北京都是機會最多的。”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3）》，2012年北京生產了故事片243部，占全國27.2%；電視劇98部，占全國19.4%。而在上海交大發布的2013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指數報告中，北京以指數值82.75占據榜首，遠遠高於第二名廣東省的48.52。2009年，上海曾與北京同居第壹梯隊，但從2010年起至今，上海排名下滑，與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省組成了第二梯隊。絕大多數西部地區得分均低於20分，排到了12名之後。
北京病人
北京還是壹座病人的城市。2012年整整壹年，9974家衛生機構接待了1.85億人次的門診，比內蒙古、吉林兩省門診人數的總和還要多。
這座城市聚集了全國最頂級的醫院，協和、301、兒童醫院、積水潭……等等，同時也吸引了全國最多的病人。壹個患兒由父母帶著來到北京大學婦幼門診，周四下午去掛周五僅有五個的專家號，放號前，僅僅因為壹個人插隊，就前功盡棄。壹個14元的專家號，在號販子手裏被炒到了上百甚至上千元。
王航的妻子懷孕了，為了檢查，他要淩晨五點去排號。好容易等到上班放號，卻被告知該醫生當天停診。這位專業學醫並在互聯網企業工作過的年輕人，由此想到能否借由互聯網做壹些事情。“上學時我們就知道，大量的專家集中在北京。”王航說，“北京是首都，長久以來學術水平高，北京的院校和項目更容易得到支持。而醫學上的人才也更願意留在北京，這樣積累下來，北京的醫療資源就越積累越多。”
最終，他和幾個朋友壹起創辦了“好大夫在線”，患者可查詢到全國3000多家醫院的診療信息並在線預約門診，專家可以在線解答釋疑，並進行醫療知識科普。網站收錄的醫院中，北京地區的占總數的5%，在30萬的醫生庫裏，北京占了10%，但是從患者咨詢的問題中，有30%是北京的專家回復的。王航說，“從網站上回答問題的情況看，能夠處理重大疾病，尤其是疑難雜癥的醫生中，北京的醫生更多，也更有發言權。”
但是“好大夫在線”解決不了醫療資源緊張的問題，張妍放棄那些技術精湛的三甲醫院了，她更偏好高端私立醫院。大多數時候，錢總是能解決問題的。
金錢永不眠
張妍是天津人，英國某名校畢業後，為了離父母近些，放棄了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機會，進入北京壹家外資投資公司工作，地點在北京CBD。
這裏是北京外企最為集中的區域，在三萬多家企業中，世界500強就有兩百多家。70家跨國公司的地區總部設在張妍周邊的區域，這占到北京的七成。2012年，北京的外商投資企業有兩萬六千多家，同為直轄市的天津的數量不到北京的壹半。
北京平均每天的企業生產總值接近50億元，其中有6.95億元是包括張妍在內的30萬金融行業從業者制造出來的。不過北京金融業的重鎮不在CBD，而在金融街[0.44% 資金 研報]——被長安街、阜成門內大街、太平橋大街、南禮士路四條街道圍起來的近150萬平方米的區域，是北京乃至全國金融資源最集中的地方。
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在這裏辦公，三分之壹的全國商業性銀行和60%的保險集團把總部設在此處，每天有10萬人到1400多家金融機構裏上班——這些金融機構的資產規模已經超過了65萬億元，占全國比例接近壹半。
這裏是寸土寸金之地。美國的房地產及資本管理公司仲量聯行發布報告稱，全球最貴的辦公地點中，金融街排名第三，僅次於倫敦聖詹姆斯與香港中環。但就這樣，大量的企業還在想辦法進駐這裏，千合資本的老總王亞偉就正在作此打算。
現在這家公司的辦公地點位於北京海澱區北京國際大廈，距離金融街8公裏，若交通順暢，半小時即達。但對王亞偉來說，這仍太遠了。這位被業界稱為“中國股神”的大佬，感覺現在與行業交流太少，也難以忍受距離監管層較遠——在他看來，這會壹定程度影響自己信息的獲取。
在這塊彈丸之地，壹天有上百億的資金流進流出，壹年政府能從這裏收走2482.8億元的稅收。靠著這個金融大戶，西城區也壹躍成為北京稅收最多的區域。2012年，西城區的稅收總額為3074.2億元，而內蒙古自治區壹年的稅收才2746.8億元，安徽省壹年稅收3065.1億元也不過和西城區相當。
中關村[0.76% 資金 研報]帝國
2013年12月，金融街上的決策者們對比特幣支付下達了管制令，這令創業者李林大為緊張。
壹年前，他剛剛在上地創辦了壹家比特幣交易網站火幣網，準備在這個行業大展身手，現在央行的政策很可能掐斷自己的活路。焦慮之中，他聽說央行支付與清算司司長是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的兼職教授，便很快通過清華大學聯系到了這位司長。在向司長打聽政策導向後，李林得出結論“未必那麽悲觀”。考慮到銀監會還沒作出類似限制，他們找到了幾家銀行，建立了用銀行匯款充值的渠道。正是在那以後，火幣網壹躍成為國內交易量最大的比特幣交易平臺。人們願意留在北京，壹個原因是在這裏常常能找到妳需要的人。
李林是湖南衡陽人，曾在甲骨文公司工作兩年，辭職出來後就壹頭紮進中關村的創業圈。這裏原本也是壹條範圍有限的街道，以賣電子產品為主。現在，這裏光上市公司就有了224家，包括人們熟悉的騰訊、百度、谷歌、微軟、聯想等巨頭。
早先的區域，早已經容納不下政府和企業擴張的胃口，中關村開始在北京各個區縣開疆拓土，在西城、朝陽、昌平、通州、密雲、延慶……幾乎所有北京區縣，都有了“中關村”的名頭。2012年，國務院批復中關村的區域範圍達到了十六個園區。
在這個龐大如聯邦帝國壹般的園區裏，聚集了中國最為密集的科教、智力人才。超過1.5萬名像李林壹樣的創業者，在民居裏揮汗如雨、在寫字樓裏通宵熬夜。還有幾個年輕人曾在中關村街頭漫無目的逢人便問對方是否願意在網上把錢借給別人，他們打算做壹個互聯網理財產品，但收集了200份調查，只有三四個人願意，不過沒關系，做起來再說。而另壹個80後，則半開玩笑地說，自己的願望是五年內滿足員工的所有願望——女員工想結婚，男員工希望管理壹個全是女孩的團隊……各式各樣的創業者，在3W咖啡、車庫咖啡等創業者最喜歡的聚集地相遇、交流、碰撞。最終，在中關村裏創造了6000家企業。
全國各個城市都在用同樣的方式、甚至給出更大的力度扶持創業者，但許多懷抱夢想的年輕人、希望最後再搏壹搏的中年人，似乎除了中關村誰都不認。中關村官方不無炫耀地對外宣稱，每年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投資案例，有三分之壹出自中關村。
當李林需要為公司招人時，相對容易就找到合適的。“北京叫得上名的互聯網大公司有幾十個，人才流動大。”這位年輕的老板設想過，如果在杭州或者深圳，他就只能高薪從阿裏巴巴、騰訊去挖人了。“保持行業交流也非常有必要”，最濃的氛圍就在這裏，李林說，“上海那些同行每月都要固定來北京幾次。”
學術與政治
中關村的勢力範圍內，有41所高校坐落其間，不乏北大、清華這類名校。李林就常去這些學校參加關於比特幣的學術討論。
教育，是這座城市最為優質的資源。北京有89所普通高校，這個的數字在全國範圍內並無優勢，但這些學校中有23所211院校——而在李林的老家湖南，只有4所。全國僅有的39所985高校中，8所在北京，而湖南只有3所。
雖然在同時位列211和985名單的中山大學已經做到了政治與公***事務管理學院院長的職位，但任劍濤仍然決定離職北上。2009年起，他進入人民大學擔任政治學系的教授。
“當時也有上海的院校找我，”任劍濤說，自己之所以選擇北京，壹是看重其專業內部的競爭和優勢，“北京聚集著更多優秀的人才，學術交流的平臺更高。二是社會反響。北京集中著優秀的報刊和新媒體，我們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快得到關註和傳播。三是權力反應。我們的研究更易引起中央和部委關註，我們也更容易成為中央領導的‘座上賓’。”這位以政治本身為研究對象的學者，以前在廣州的感覺是，再怎麽努力，也不過是在學術圈子裏引起關註，“在中央看來，妳就是壹個地方機構。現在就不壹樣了。北京的優勢是擺在桌面上的‘權力優勢’”。
中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然支持任劍濤的判斷。2012年國家項目的課題數***有79343項，而北京的研究機構就承擔了48100個國家項目的課題——這些課題經費支出達到455億元，幾乎是全國課題經費總支出1078億元的壹半。即便不考慮錢的問題，查資料在北京也要方便很多。單計算北京市公***圖書館藏書量，北京人均擁有圖書數量為1.01本，很多沿海發達省份與此差距並不大，但加上國家圖書館的藏書後，北京的人均數量則達到了2.69本。
唯壹的長安街
北京的道路總裏程5萬多公裏，其中有38公裏極為特殊。2010年，它決定再向西延長6.46公裏，就迅速吸引來了1350億元的投資項目。它是長安街，它被定位為“中央主要領導機關所在地”，大部分中央機關都在這條街?上。
馮楚軍是北京公意智庫咨詢中心的研究員，1987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畢業之後，進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現在開始做起了長安街的生意。“我之前在壹些中央部委有不少關系，以前的同事和同學有在體制內的，有先天的管道能夠服務於中央部委。”馮楚軍說，他們後來承接了發改委、住建部等中央部委的許多課題。
而這些經歷轉而又成為馮楚軍他們拓展業務的資本，“我們現在做的大量課題是地方政府的……因為中國社會是自上而下的，地方上會認為‘北京的和尚好念經’。由於我們給中央部委做過咨詢的經歷，也比較容易引起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中國，與長安街發生聯系，意味著壹種不言而喻的認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