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給人們帶來了諸多的憂慮，而首當其沖的，就是因此而出現的大量失業，以及由此可能引發的社會動蕩。 沿海外向型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困難並非始於今日，對此，有兩種不同的診斷。壹種診斷認為，既有要素價格結構性上漲的原因，但更要看到人民幣升值和新《勞動合同法》實施所帶來的短期劇烈沖擊。從這個診斷出發的政策訴求，則是暫緩人民幣升值和取消新《勞動合同法》，著名的張五常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張五常：人民幣與中國工業 另壹種診斷則認為，不僅要素價格的結構性上漲不可避免，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民幣升值和勞動福利要求的上升，也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因此，產品附加值過低，處於國際產業分工鏈的底端的企業走向衰落乃至死亡（或者出走他國），乃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在這種情況下，唯壹的出路只能是產業升級。廣東省政府的"騰籠換鳥",大概是這種思路下的政策導向。 對於我個人來說，我更贊同後壹種意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中國，不再可能延續原有的發展模式，也不能容許這麽多的公民持續在沒有尊嚴和福利中掙紮。無論多麽困難都應該開始對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的探索。但是，外向型勞動密集企業的困境，可以通過產業升級來解決嗎？我認為，這也是壹個很難短期內得到解決的問題。 首先，正如郎鹹平所壹再指出的，被固定化在產業鏈底端、專壹從事生產制造的的企業，幾乎沒有產業升級的可能，壹個高度專化的制造商，其實早就喪失了市場感覺，也沒有營銷網絡，當然也缺乏人才儲備，產業升級不啻是由易到難，甚至是從零開始，談何容易？讓人唏噓的是，周其仁教授最近在溫州的調查發現，目前陷入困境的制造商們，最初卻是“由難到易”地由國內市場的經營轉移到為出口市場專業制造的，而如今，要由易到難地由專業制造重新回到市場競爭中來，企業家們卻已經年華不再。換言之，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最有冒險精神和創造能力的壹代企業家，在他們的盛年由難到易，如今再要他們由易到難，可能嗎？——周其仁：向內轉型的困難 其次，所謂的產業升級，更多的是區域經濟意義上的，指的是壹個區域內主流產業地位的變遷，而不是指企業的變遷。最近壹段時間新聞裏頻頻出現的產業升級新聞裏，不乏某企業完全中止了原有業務，而投入到新業務當中的例子。在我看來，這不過是壹種障眼法。企業資本向其它業務的轉移，更應該被看作是壹個新企業的設立，在這壹過程裏面發生的真實故事，是老企業的死亡和新企業的設立，而沒有什麽企業的產業升級。“騰籠換鳥”本身就表明，區域經濟產業升級與大量既有企業的難以升級，其實不過是同壹枚硬幣的兩面罷了。 最後，中國外向型經濟的爆發，不過短短十數年。在這壹過程當中，中國從農村吸引並培育了數以億計的產業工人，正是因為他們的辛勤勞動，才有了所謂的比較優勢下的“中國制造”，如果隨著發展進程，這壹寶貴財富伴隨著大量失業而大幅貶值，加上已經流失的企業家能力，那麽，中國經濟還剩下什麽？如果希望的是騰空的籠中飛來新鳳凰，結果卻是騰空了籠，卻沒有了鳥，豈非是雪上加霜？在這個意義上，我理解了張五常教授們的憂慮。那些試圖通過終止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來挽救外向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初衷中，有著深深的無可奈何，以及對區域產業升級的嚴重不信任。 在我看來，當下的情況其實是長期結構性矛盾的爆發，這也就給當下的政策選擇帶來了兩難。壹方面是外向型勞動密集型行業無可避免的優勢喪失，壹方面卻是企業升級的希望渺茫。在這種情況下也就難免出現矛盾的聲音，社會各界包括中央政府都希望挽救外向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困境，避免因此而來的社會沖擊，而對於掌管地方經濟的部分地方政府來說，外向型勞動密集企業已經不能寄托本地區產業發展的希望，而希望尋找經濟發展模式的突破。 這壹矛盾看似短期利益與長期發展的矛盾，但在當下中國經濟景氣的映照下，卻驟然迫切了起來。在我的理解，否認本地區大規模企業倒閉，未必是地方政府的真心話，這是因為，之所以要推動本地區產業升級，恰恰正是企業升級的希望渺茫，之所以要騰籠換鳥，正是因為預見到了既有企業的前景黯淡——這也當然包含了大規模倒閉的可能，那麽，否認本地區出現大規模企業倒閉，本身卻是對這壹論據的否定，從而也是對自己所推出政策的否定。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承認並正視企業倒閉，與堅定推進區域產業升級是自洽的，而推進區域產業升級而否認企業大規模倒閉，則是自相矛盾的。在我看來，否定本地區大規模企業倒閉，更可能是當前經濟景氣下，為提振信心的公關策略。我更傾向於認為，盡管存在很大的困難和不確定，地方政府推動產業升級的腳步不可能停止，汪洋書記最新的講話就是證明。而最需要警醒的是，從邏輯的壹致性出發，對於這壹過程中不可避免出現的大規模失業，以及可能帶來的社會沖擊，地方政府也應當未雨綢繆，假裝其不存在無異於鴕鳥把自己的頭埋進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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