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孟子都是儒家文化的大師，他們都崇尚“仁”的思想，都強調“仁者愛人”，但他們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從他們的性格來看。孔子傾向於誠實，孟子傾向於憤世嫉俗。孔子作為儒家的創始人，自然以身作則。他要別人大氣，就得做壹個真心實意的儒家長輩。這和孔子的人生經歷有關。孔子早年貧窮，做過號手，饒過牛羊。他是自學成才的，自然養成了謙虛的性格，總是恭恭敬敬地向長輩請教。他成為成功人士後，也使這種恭敬的習慣始終如壹，於是有了“有教無類”的想法。他希望年輕人少走彎路，總是不厭其煩地教導他們。他是老師，是長輩，所以脾氣不好的孩子都會受他影響，拜他為師。寬恕壹直是他的人生信條。比如在陳國，被人說成“走失的狗”，他也不生氣。但原則上是嚴格的，不妥協的。當他發現魯王的臣子們欣賞他本不該欣賞的音樂時，也會說:“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大度中有凜然之義。
另壹方面，孟子更憤世嫉俗。孟子生活在戰國時期。那段時期諸侯互相攻訐，仁義早已被人遺忘，“興則滅之”的傳統蕩然無存。然而諸神壹戰，凡人遭殃，百姓流離失所，到處挨餓。孟子把個人和社會緊密地聯系在壹起。他以解決人倒掛的問題為己任。自然，他不喜歡王子們。人民的鮮血在他眼裏，哀號在他心裏回蕩，激起了他的犬儒主義。孔子也玩世不恭，但他最大的憤怒是“道不可為，而浮於海上”，而孟子則不同。他是“當今世界，我還是誰？”孔子的憤怒是天生的，孟子的憤怒是關於入世的。這是壹種英雄的感覺和自信的精神。他越生氣，越想加入世貿組織。正如孟子所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權貴不能屈。”所以從對後世文人人格的影響來看，孟子的影響超過了孔子。
第二，從他們的“仁”觀來看，孔子是這個大廈的創立者，孟子是這個大廈的創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針對“春秋時期無謂的戰爭”提出了“仁”的思想。他並沒有將“仁”的思想形象化、具體化，“仁”只是壹個籠統的概念。孟子在“仁”的基礎上，將其視為“不可忍之心”，建立了“性善論”來加以論述，進而提出了“仁政”的概念，從“仁”到“仁政”，是從社會道德到社會政治的壹次飛躍，這將更好地鞏固“仁”的概念，更好地實行“仁政”。第三，從具體施政來看，孔子的施政綱領相對簡單原始，而孟子的施政綱領則詳細具體得多。孔子治天下，無非是“禮樂”。他的禮貌是不逾越的，君君，部長，父親，兒子；他的喜悅是“沐浴在演繹中，隨風起舞，浴後歸家”。簡單來說就是簡政仁政。孔子也贊同發展經濟。他非常贊同管仲的觀點。他說:“不了解管仲，就剩下壹根長頭發。”。他也贊成用適當的懲罰來懲罰，但不贊成濫罰。
而孟子則認為“民為重，國為次，君為輕”，“夫獨可殺”。雖然多了壹點戰爭，卻顯示了它的朗朗正氣；他認為，也應該用音樂來治理國家，“昔日之樂，猶今之樂”，為王者應該“與民同樂”，來教育人民。孟子不贊成刑罰，只是因為戰國時期各國刑罰太重。他認為處分的是“網民”，但同意教育“尊令之教，為孝之義而用之”。他最認同的是經濟的發展。“五畝房屋，樹可桑，五十人可衣；雞、海豚、狗、豬漢堡都很及時，70個人可以吃肉；百畝地，沒時間搶占，壹家十口都能餓著。”孟子的經濟是“教育”的兩大方面。畢竟“積糧而後知禮儀”。總的來說，孔孟的分歧大概就在這三個方面，他們的分歧主要是時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