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鬥轉星移，無論醫學與醫療格局，醫院與醫生境遇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醫學模式”的“旗幟”依然高懸，然而，生物醫學模式的“堡壘”動搖了嗎？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型新的“大廈”奠基了嗎？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感嘆，生物醫學模式的“城堡”太精致，太堅實，太雄偉，我們根本無需去“撼動”它，只需在“城墻”腳下，為“心理”、“社會”的醫學旨趣搭建兩間“偏房”，作為他們閑聊或論爭的“茶室”與“咖啡吧”，也成就了恩格爾的“理想”，這種思潮顯然是誤讀、誤解了恩格爾的“革命性”誌向。理論上也抹殺了醫學的生物-心理-社會三元屬性之間的不相容性和統壹性實現的艱難。 也就是說，30年前恩格爾在醫學觀念上“紅杏出墻”的“燦爛”是否轉變為當下醫學理論與實踐上“碩果累累”的“豐實”？呼嘯而過的“公***話語”、“觀念創新”所樹立的“旗幟”怎樣才能轉化為新的融會於臨床和實驗過程之中的“研究綱領”？這是壹個當代醫學思想史的命題，是當下與未來醫學“命運”的叩問。
醫學模式的轉變是壹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人們的觀念與心智也需要時光的磨礪和淘洗。 回溯30年的實踐，盡管在許多場合，“新醫學模式”尚未能成為基礎學科與臨床學科真正的“研究綱領”，但毋庸置疑的是，心理、行為、社會、環境因素對軀體健康與疾病的影響已成為醫學界的***識；盡管目前尚缺乏可操作性的工具與掘進路徑，但越來越多的項目和基金投入心理、行為和社會醫學研究領域；盡管生物-心理-社會三類學科，在建構醫學的證據與理解方面還存在相當的“排他性”，生物學與人文、社會學科在研究主旨及真理向度上也所呈現的“不可通約性”，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多學科和跨學科研究也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圖景。有學者對1974－1977年與1999－2001年間《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柳葉刀》《美國醫學會雜誌》及《內科學年鑒》四種重要醫學期刊中提及生物－心理－社會醫學的詞匯進行了統計分析，結論是1999－2001間出現的次數是1974－1977年的100倍。不過，研究者也應清醒地認識到，在絕對數上生物醫學研究依然保持著強大地優勢。這也從另壹側面證明了醫學模式轉變的長期性與艱巨性。
王：武漢大學哲學教授鄧曉芒先生曾經講過壹段有些刻薄卻又發人深省的話，他針砭的是整個中國學術界，並非醫學界（可以作為中國醫學界反思的鏡與燈），但讀來仍有如芒刺背的感覺。鄧先生這樣寫道：“當今時代是壹個浮躁的時代，對於壹個幾近喪失了原創力的民族來說，由外部輸入的任何新鮮東西都是救命的稻草，人們忙不叠地用這些舶來品裝點自己貧乏的生活，充實自己空洞的大腦，並為之沾沾自喜······我國學術界似乎根本不存在壹個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問題，反倒是西方學術界跟不上我們血盆大口的需求，他們的不知從哪個角落裏抖落出來的壹個意向、壹種動態，在那裏還只是少數專門學者探討的話題，在我們這裏就已經炒得有了'焦糊味'了。”，其實，冒“焦糊味”的“鍋”裏未必盛得出香熟可口的“米飯”，或許是壹鍋“夾生飯”。恩格爾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在中國的命運也大致如此。我們今天對於新醫學模式的理解依然停留在會議上趕浪頭表態，或者是學院派學者重復詮釋壹些理論“命題”的水平。另壹種反響是有人企圖消解恩格爾對醫學觀念的刷新價值，認為只不過是中國傳統醫學精髓的歸納與復述（古已有之論已經成為壹種消解現代性意義的民族主義思潮），或者是1948年世界衛生憲章中對健康定義表述（健康不僅只是軀體無病痛，而且還應包括心理平衡、社會關系的完善）的闡發，不過是“常識”的“綱領化”，因而不具備“原創性”和“旗幟”與“宣言”的精神價值。無論是高估或是低估恩格爾論文的理論價值，都造成了當代醫學理性思考的“懸空”，以及終極思考與關懷的“缺失”。
張：這是壹個值得檢討的問題。醫學技術可以簡單地復制，但醫學思想則不能，新的醫學觀需要系統地重構，它不僅涉及到對生命、對死亡、對疾病的再理解、再定義，而且還需要真正貫徹到衛生決策、醫學教育、臨床治療等實踐中。另壹方面，用“古已有之論”來與新醫學模式對接，只是“貌合神離”，並無智識上的貢獻。因此，我們更應當重視從觀念引入走向思想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