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裏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生平
加布裏爾·加西亞·馬爾克斯（1928年—— ），哥倫比亞著名小說家。
1928年3月6日，加布裏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出生於哥倫比亞的阿拉卡塔卡鎮，這是加勒比海岸的壹個小鎮，後來在他的小說中逐漸變形，成了《百年孤獨》的背景。他是壹個鄉鎮報務員家16個孩子中的長子，8歲以前壹直與外祖父母壹起生活，8歲以後到巴蘭基雅和西帕吉拉念中學。後來他進入波哥大法律學校。他後來在壹次被采訪時說，選擇那裏是因為它是唯壹讓他下午有空余時間掙錢維持生計的學校。
加西亞·馬爾克斯1947年開始發表短篇小說，並作為記者在巴蘭基雅、卡塔赫納和波哥大工作。1955年，他發表了第壹部長篇小說《枯枝敗葉》，並作為《觀察家報》的駐外記者旅行歐洲。當報紙被政府查封時，加西亞·馬爾克斯留在巴黎繼續寫作。1959年，馬爾克斯為古巴通訊社“拉丁社”在波哥大、古巴和紐約工作。1961年到1967年，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妻子梅爾塞德斯、兩個兒子羅德裏戈和貢澤洛主要居住在墨西哥，在那裏他擔任記者、公關代理人，從事電影腳本寫作，並繼續創作小說。1967年《百年孤獨》出版後，立即被評論家譽為壹部傑作，被譯成多種文字，並為他贏得各類獎金，並使馬爾克斯可以全身心投入寫作。
1967年——1975年間的大部分時間裏，加西亞·馬爾克斯壹家都住在西班牙巴塞羅那，繼續從事小說和新聞寫作。1975年以後，馬爾克斯大部分時間住在墨西哥城，盡管他們壹家在巴黎和波哥大也有寓所。近年來他涉足新聞行業的許多方面，並發表了許多公開的政治宣言。他是壹個地道的左派，並與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有很好的私交。但他經常提醒采訪者，他從來不是壹名***產黨員。他堅信，拉丁美洲人應該有尋找解決自己問題方式的自由。
二、加布裏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文學歷程：
加西亞·馬爾克斯常常談起童年的記憶對他文學生涯的重要性，尤其是外祖父母給他講的家族歷史、傳說和阿拉卡塔卡的神奇故事。他在成群的姨媽和祖姨媽中長大，她們大都是講故事的能手，富於非凡的記憶和想象力，也相信預言和迷信。加西亞·馬爾克斯與他的外祖父馬爾克斯上校關系最為親密，後者曾參加過自由黨與保守黨之間那場直到1902年才結束的災難性內戰。外祖父的許多戰爭故事都溶進了他後來的小說中，這些故事交織著對阿拉卡塔卡地區香蕉公司興衰的回憶，以及外祖父母的家庭舊事。那些難以置信的事情在他們講來是如此繪聲繪色、天衣無縫，以至於那語調與故事內容本身壹樣迷人。
加西亞·馬爾克斯雖然是壹個法學專業學生，卻是詩歌的貪婪的讀者，但有壹晚他讀了弗朗茲·卡夫卡的《變形記》(1915年)後說：“突然之間，我發現在我的中學課本那些理性的、學究氣十足的範例之外，文學還存在著多少種別的可能性。”加西亞·馬爾克斯說，他寫第壹個短篇小說就是從那時，即 1947年開始的。他最初寫的壹些小說發表在波哥大報紙《觀察家報》上。 1948年，加西亞·馬爾克斯移居卡塔赫納繼續攻讀法律，並為《宇宙報》寫稿。1950年，他到達巴蘭基雅，在那裏任《先驅報》記者，並常與壹批文學青年相聚，如饑似渴地閱讀和討論文學。他們探討歐洲和北美文學。加西亞·馬爾克斯說，福克納、弗吉尼亞·吳爾夫、約翰·多斯·帕索斯、歐內斯特·海明威、約瑟夫·康拉德和安東尼·德·聖埃克絮佩裏的作品使他深受影響。
1954年，加西亞·馬爾克斯重返波哥大，擔任《觀察家報》記者。他的第壹部長篇《枯枝敗葉》於1955年發表。同年，短篇小說《星期六後的壹天》獲得波哥大作家藝術家協會授予的獎金。1955年7月，他作為《觀察家報》的通訊記者前往日內瓦，不久那家報紙被哥倫比亞政府查封，於是他被困在歐洲。在羅馬作短暫停留之後，他以後三年的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巴黎，在那裏創作了《惡時辰》和《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他還遊歷了東歐國家和蘇聯並寫下了遊記。
1958年，加西亞·馬爾克斯與他久已相愛的情人梅爾塞德斯結婚，她以文學形象出現在他的許多作品中，他們在委內瑞拉的加勒加斯定居，在那裏為《時光》雜誌工作。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時，加西亞·馬爾克斯與大多數拉美知識分子壹樣為之歡呼。後來，從1959年到1961年，他分別在波哥大、古巴和紐約為古巴通訊社“拉丁社”工作。1965年以前他再沒有寫過小說，但寫過電影腳本，他還仔細研究了別的壹些作家的作品，特別是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帕拉莫》(1955年)，他曾說，自己從中學到了許多寫作技巧。
加西亞·馬爾克斯不斷地思索著怎樣根據他童年的記憶構思成壹個完整的故事。他說，1965年，突然“有壹天，梅爾塞德斯和我帶著孩子們駕車前往阿卡布爾科時，它像閃電壹樣掠過我的腦際。我決定像外祖母給我講她的故事那樣敘述我的故事。我要從那天下午，那個小男孩被祖父領著去參觀冰塊時寫起。”他立刻掉轉車頭，返回墨西哥城。此後的壹年半時間裏，他足不出戶，埋頭寫作《百年孤獨》。此書出版後立即被譽為本世紀偉大的小說。它贏得多種文學獎，很快成為幾十種語言的暢銷書，它使加西亞·馬爾克斯獲得了承認和榮譽。
《百年孤獨》是壹部極其豐富的、多層次的小說，它可以有多重解釋。它是壹部關於霍塞·阿卡狄奧·布恩狄亞幾代子孫的家族編年史；它描寫了壹個象征著馬爾克斯故鄉阿拉卡塔卡的小鎮馬孔多的時代變遷；同時也是哥倫比亞、拉丁美洲和現代世界壹個世紀以來風雲變幻的神話般的歷史。從更深遠的意義上說，它是西方文明的壹個總結，從它的源頭古希臘神話、荷馬史詩、《創世紀》中的創世神話開始，帶著對蒙昧狀態的伊甸園和凈土世界那種質樸和純潔的深深的懷念。讀者從作品中讀到，這部編年史是壹個吉蔔賽智者用梵文寫的手稿，只有布恩狄亞家族的最後壹個男人才能譯解，並且只有在每壹個讀者單獨讀它時，才能理解它的含義。這是壹個充滿神奇與狂歡的故事，是這個世界和它的困境、迷信的壹面鏡子。但它也是壹個充滿虛構的世界，吸引每壹個讀者步入令人浮想聯翩的幻境。《百年孤獨》也反映和評價了哥倫比亞和拉丁美洲被西班牙征服以來的社會歷史事件。19世紀自由黨人與保守黨人之間的戰爭和20世紀不斷重演的暴力事件得到了生動的描繪；它還詳細地記述了外國香蕉公司的發展與剝削導致的破壞與騷亂(有1928年果品聯合公司的罷工為依據)。
1967年《百年孤獨》出版後，加西亞·馬爾克斯得以全力投身寫作，並為他心目中的重要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大聲疾呼。1972年，他的又壹部非凡的短篇小說集《壹個難以置信的悲慘故事——純真的埃倫蒂拉和殘忍的祖母》出版。1975年，他又發表了《家長的沒落》，這是壹部關於壹個獨裁者的長篇小說，加西亞·馬爾克斯花了很長時間才寫完它。
70年代，加西亞·馬爾克斯仍活躍於新聞界，支持人權運動，譴責迫害和獨裁。1974年，他開始在哥倫比亞主編出版政治性刊物《抉擇》，旨在為討論和促進積極的社會改革提供論壇。他出版了早期的新聞作品集，包括壹次海難事件的系列報道《水兵貝拉斯利歷險記》(1978年)。1977年，他發表了壹篇論述古巴在非洲的作用的文章——《卡洛塔行動計劃》。1981年，《壹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發表，寫的是壹件發生在哥倫比亞壹個小鎮的多線索的、神秘的兇殺案。1985年，《霍亂時期的愛情》發表，它被加西亞·馬爾克斯稱為“壹個老式的幸福的愛情故事”。1986年，他的報告文學《裏丁智利歷險記》第壹版被智利政府在聖地亞哥公開銷毀，不過這壹事件保證了它後來幾版的暢銷。小說描述壹個流亡國外的著名電影導演，秘密地回到他的祖國智利，拍攝壹部皮諾切特政府統治下的人民的生活紀錄片的經歷。
無論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報告文學，還是《霍亂時期的愛情》——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第壹部長篇小說——都顯示出他仍然具有超凡的才能。隨著諾貝爾文學獎而來的是壹系列的社會義務和公眾對他所有著作重新產生的興趣。他早期的文章和短篇小說的許多版本問世了，他的主要長篇小說的銷售量之大，打破了拉丁美洲出版史的紀錄。現在拉丁美洲有許多著名的多產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仍然是最傑出者之壹。《百年孤獨》壹直被認為是本世紀最重要的小說之壹。讀者常常稱贊瑞典文學院，是他們獨具慧眼，發現了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拉丁美洲的遠見卓識，而這種遠見卓識永遠有著重要意義。
三、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瑞典學院常任秘書拉爾斯·吉倫斯坦：
瑞典學院決定將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加西亞·馬爾克斯，這並不意味所選擇的是壹位不見經傳的無名作家。
作為壹個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是以他的長篇小說《百年孤獨》(1967年)而贏得非凡的成功的。這部作品已被翻譯成許多種語言，銷售量達數百萬冊，而且它目前仍在不斷重版，使新的讀者以有增無減的興趣去閱讀它。壹個平常的、才華遠不如馬爾克斯的作家，倘能寫出這樣壹本有成就的書已經很不容易了，而馬爾克斯卻不斷從他的豐富想象和生活體驗中去汲取素材，繼續寫出了可以與《百年孤獨》相媲美的、題材廣闊宏大的長篇小說《家長的沒落》(1975年)，以及短篇小說《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1961年)、《惡時光》(1962年)和中篇小說《壹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1981年)，使他牢固地樹立了作為壹名傑出小說家的地位，完善了他的形象。為數眾多的短篇小說發表在報刊上，收集在專集中出版，足以證明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敘事藝術上的多方面的巨大的才能，他的敘事才華又與嫻熟的語言技巧結合在壹起，使他無愧於成為壹位訓練有素的語言藝術家。馬爾克斯每出版壹部新作就受到廣大評論家和讀者的歡迎，在各國翻譯出版，以至成為壹件世界性的大事而顯示它的意義。
然而並不能由於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獲獎，就被看作某個在文學上不出名的地區從此聞名於世界。拉丁美洲的文學之所以在當今的文化領域中贏得贊揚、在某些文學體裁中顯示了活力，是因為古老的印第安民間文化，包括口頭創作，與來自不同時代的西班牙巴羅克文化、來自現代歐洲超現實主義及其他流派的影響，在那裏混合成了醇香而提神的美酒，而馬爾克斯和別的拉丁美洲作家正是從這中間汲取了素材與靈感。政治上的猛烈沖突——也表現在社會上和經濟上——增加了知識分子對這方面關切的程度。加西亞·馬爾克斯也像其他大多數拉丁美洲的重要作家那樣，在政治上堅定不移地站在廣大民眾壹邊，反對暴力統治和經濟剝削。此外，他還是壹名活躍的新聞工作者，除了創作小說，在其他多種方面都有獨創性的、也是常常引起別人爭議的著作問世，而且在題材上絕不受政治生活的限制。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他虛構的馬孔多鎮，為他自己創造了壹個世界，人們在他寫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中，常被引導到這個既神奇又真實的獨特地方，在這些傑作中不禁令人聯想到威廉·福克納。他與福克納相同，讓那些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重復出現在不同的作品中，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去表現他們——或是充滿戲劇性的場合，或是荒誕復雜的環境，這種離奇與錯綜復雜的描寫，只有在荒唐的想象與瘋狂的現實相結合才能做到。馬爾克斯以奔放的遐想去結合傳統的民間文化和文學的經典，使這種描寫既是真實可信的又是生動感人的，類似於報告文學那樣註重事實。在那種環境裏，人們在狂躁與激動的困擾下，由於戰爭的荒謬致使勇敢成為魯莽、醜惡成為道義、乖巧成為瘋狂。
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獨創的世界中，置身於壹切事物幕後的總導演也許就是死亡。整個情節圍繞著死亡——壹個已經死亡、正在死亡或將即死亡的人開展。作者的這種生命的悲劇意識集中體現了他的作品特點，即至高無上的命運和歷史對命運的無情的毀滅。然而在這中間，作品又以靈活巧妙的敘事藝術使這種死亡意識和悲劇氣氛為生命的活力所沖破。正是這種活力，代表了生命本身的價值和具有啟迪意義的生氣勃勃的力量。在馬爾克斯的作品中，喜劇色彩與荒誕意識構成了令人欣慰的幽默。
加西亞·馬爾克斯所創造的世界是壹個微觀的世界。它以紛亂喧囂、使入迷惑的現實描繪，反映了這個大陸令人信服的財產與貧困的現實。也許不僅如此。這是壹個宇宙，人類心靈與歷史的動力結合在壹起，不時地沖擊著混亂的界限——屠殺與繁衍。
加西亞·馬爾克斯先生，在這短暫的時間裏，我僅能抽象地描述壹番您的作品的基本情況，只有您的那些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本身才是全面的，具有對全人類的重大影響和深遠意義。然而，您的作品並不艱深難懂，相反，它們具有藝術上的形象生動和對現實的高度概括力，這種概括是無法用任何抽象評價來估量的。因而，我要勸那些沒有讀過這些作品的人們，應該去閱讀它們。
我謹代表瑞典學院向您轉達最誠摯的祝賀，並請您從國王陛下手中接受諾貝爾文學獎。
四、加布裏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受獎演說——拉丁美洲的孤獨：
安東尼奧·皮加費塔，壹位曾陪同麥哲倫進行首次環球航行的佛羅倫薩航海家，在經過我們南美洲時寫了壹本嚴謹的編年史。然而它卻像壹部憑空臆想的歷險記。他說他見過壹些肚臍兒長在背上的豬，見過壹些沒有爪子的鳥兒，母的臥在公的背上孵蛋，還有壹些鳥兒像鰹鳥那樣沒有舌頭，嘴巴像湯匙。他說，他還見過壹種怪獸，長著騾頭騾耳，駝身鹿蹄，吼叫聲像馬嘶。他說他們在巴塔哥尼亞遇到的第壹個土著人面前放了壹面鏡子，那個容易激動的巨人看見自己的形象後竟恐懼得失去了理智。
那本書很薄，但很迷人。書中已經依稀可見我們今天的小說的萌芽，但是它還遠非那個時代我們的現實的最令人驚奇的見證。西印度群島的編年史家們給我們留下了另壹些數不勝數的見證。我們那個如此令人向往的虛幻之國“黃金國”，在漫長的年代裏曾在許多地圖上出現並按照繪圖員的想象改變著位置和形式。為了尋找“青春永駐泉”，神話般的人物阿爾瓦·努涅斯·卡維薩·德·巴卡竟然在墨西哥北部考察了8年。在壹次古怪的探險中，隊員之間發生了人吃人的事件。在出發時的600人中，只有5個人到達了目的地。在那麽多永遠是難解之謎的事件中，還有壹個 11000頭的騾子隊。每頭騾子都馱著100磅黃金。有壹天它們從庫斯科出發，去交付阿塔瓦爾帕的贖金，卻永遠沒有到達目的地。後來，在殖民地時期，人們在卡塔赫納出售若幹在洪水淹沒過的土地上飼養的母雞，其雞胗裏居然包裹著金砂粒。我們的先輩們這種關於黃金的連篇囈語直到不久前還纏繞著我們。就在上世紀，壹個負責研究在巴拿馬地峽鋪設壹條洋際鐵路的德國考查團還斷言，只要路軌不用當地缺乏的金屬鐵來制造，而用黃金來制造，計劃便能得以實現。
從西班牙的統治下獲得獨立並沒有使我們擺脫瘋癲無知狀態。曾3次對墨西哥實行獨裁統治的安東尼奧·洛佩斯·德·聖安納為了埋葬他那條在所謂的糕點戰爭中失掉的右腿，他下令舉行了極為豪華的葬禮。加西亞·莫雷諾將軍作為專制君主統治厄瓜多爾長達16年，他死後身上依然穿著他那身華貴的軍服和掛滿了勛章的胸甲，坐在總統座椅上讓人守靈。薩爾瓦多通神的暴君馬克西米利亞諾·埃爾南德斯·馬丁內斯：降軍在壹次野蠻的屠殺中竟然剿滅了3萬農民。而為了查驗食物是否被下了毒，他還發明過壹種擺錘，並下令將全部公***照明燈具用紅紙罩起來，以防猩紅熱傳染流行。立在特古西加爾帕大廣場的佛朗西斯科·莫拉桑將軍的紀念像實際上是在巴黎壹家舊塑像倉庫裏買來的奈伊元帥的塑像。
11年前，當代壹位傑出的詩人即智利的巴勃魯·聶魯達已在他的講話中指出了這個問題。從那時起，關於拉丁美洲的那些子虛烏有的消息便以空前猛烈的氣勢闖進了歐洲善良的、有時會是邪惡的意識裏。我們那個幅員遼闊的祖國，男子充滿了幻想，女人足可以載入史冊，他們那種極端固執的性格常和神話傳說混同壹起。我們不曾有過片刻的安寧。壹位合法的總統以他那陷入火海的府第作塹壕，單槍匹馬和整整壹支軍隊作戰，直到壯烈地死去。兩起可疑的、永遠查不清的空難使另壹個心靈高尚的人夭折，使壹名恢復了本國人民的尊嚴的民主軍人喪失了生命。在這段時間裏，發生過5次戰爭，17次政變，出現了壹位以上帝的名義在當代拉丁美洲進行第壹次種族滅絕的窮兇極惡的獨裁者。與此同時，有兩千萬拉美兒童不滿兩歲便不幸死去，這個數目比西歐自1970年以來出生的人數還要多。由於暴力鎮壓而死去的人幾乎有12萬之多，這就如同今天我們對烏普薩拉城的全體居民今在何方毫無所知。無數孕婦被捕後在阿根廷監獄裏分娩，但是至今不知道她們孩子的下落和身份，他們不是被暗中送人收養便是被軍事當局監禁在孤兒院裏。為了避免此類事情不再發生，整個大陸大約有 20萬男女獻身，其中10萬多人死在中美洲3個極權主義的小國即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和危地馬拉。倘若此事發生在美國，按照比例計算，4年內死於暴力的人數可達160萬。
在具有熱情好客傳統的智利，逃亡者多達100萬，占本國公民的10%。烏拉圭這個只有250萬人、被認為是本大陸最文明的小國，每5個公民中就有壹個在流放中消失。薩爾瓦多內戰自 1970年起幾乎每20分鐘就多出壹個難民。如果將拉丁美洲的流亡者和被迫移居國外的僑民組成壹個國家，其人口總數將比挪威還要多。
我敢說，今年值得瑞典學院註意的，正是拉美這種異乎尋常的現實，而不只是它的文學表現。這壹現實不是寫在紙上的，而是和我們生活在壹起，它每時每刻都決定著我們每天發生的不可勝數的死亡，為我們提供了壹個永不幹涸，充滿災難和美好事物的創作源泉。而屬於這個源泉的我，這個流浪在外、懷念故鄉的哥倫比亞人，不過是被機運指定的又壹個數碼。這個非凡的現實中的壹切人，無論詩人、乞丐、音樂家、戰士，還是心術不正的人，都必須盡少地求助於想象，因為對我們來說，最大的挑戰是缺乏為使我們的生活變得可信而必需的常規財富。朋友們，這就是我們的孤獨之癥結所在。
既然這些困難把屬於它的精華的我們變得頭腦遲鈍了，那也就不難理解世界這壹邊的理性主義的、陶醉地欣賞自己的文化的天才們為什麽找不到解釋我們的有效方法了。如果不提生活中的災難並非同樣降臨在每個人頭上，也不提我們為尋求自己的身份而進行的鬥爭跟他們過去壹樣是艱苦的、殘酷的，那麽，他們那般堅持用衡量他們自己的尺度來衡量我們，便是可以理解的。用他人的圖表來解釋我們的現實，只會使得我們愈來愈不為人知，愈來愈不自由，愈來愈孤獨。令人尊敬的歐洲如果站在自己過去的角度來看我們，也許它會更能為世人理解。不妨回憶壹下：倫敦為了建造它的第壹道城墻，花費了300個年頭，又用了300年才得到了壹名主教，羅馬在混沌不清的黑暗中爭鬥了20個世紀才由壹位埃特盧裏亞國王在歷史上建立了該城，今天以其松軟的幹酪和無敵的鐘表娛悅我們的、和平的瑞士人卻曾在16世紀作為碰運氣的戰士血洗過歐洲，即使在文藝復興的鼎盛時期，各帝國軍隊出錢雇傭的1萬2千個士兵還曾把羅馬洗劫壹空，夷為平地，砍死了8千居民。
我並非試圖實現23年前托馬斯·曼在此贊揚的托尼奧·克勒格爾那些把純潔的北方同熱情的南方連結起來的夢想。但是我認為，頭腦清楚，也曾在此為締造壹個更人道、更公正的偉大祖國而奮鬥的歐洲人倘若徹底修正看待我們的方式，就能更好地幫助我們。如果不具體地采取合法的行動支持那些幻想在世界的分配中享有自己的生活的人民，僅僅同情我們的夢想不會使我們對孤獨的感覺有所減少。
拉丁美洲不願意、也沒有理由成為棋盤上的壹個沒有獨立意誌的“相”，也毫不幻想將自己的獨立與獨特發展的計劃變成西方的渴望。然而，盡管航海的成就大大縮短了我們美洲和歐洲的距離，但似乎擴大了彼此間的文化差距。為什麽在文學上可以沒有保留地贊同我們的獨特性，我們在社會變革方面所做的艱難嘗試卻受到種種懷疑而遭到否定呢?為什麽認為先進的歐洲人試圖在他們的國家實行的社會正義不可以成為拉丁美洲在另壹種條件下以另壹種方式奮鬥的目標呢?不！我們歷史上遭受過的無休無止的暴力和悲劇是延續數百年的不公正和難以計數的痛苦的結果，而不是在離我們的家園3千裏(西班牙裏，相當於5公裏半—譯者)外策劃的壹種陰謀。但是許多歐洲領導人和思想家卻像忘記了年輕時代建立的瘋狂業績的祖輩那樣幼稚地相信這壹點，好像除了依靠世界上的兩位霸主生活外便走投無路。朋友們，這便是我們的孤獨的大小。
然而，面對壓迫、掠奪和孤單，我們的回答是生活。無論是洪水還是瘟疫，無論是饑餓還是社會動蕩，甚至還有多少個世紀以來的永恒的戰爭，都沒有能夠削弱生命戰勝死亡的牢固優勢。這個優勢還在增長、還在加速：每年出生的人口比死亡的人口多 7千4百萬。這個新生的人口的數量，相當於使紐約的人數每年增長7倍。他們中的大多數出生在財富不多的國家，其中當然包括拉丁美洲。與此相反，那些經濟繁榮的國家卻成功地積累了足夠的破壞力量。這股力量不僅能夠將生存至今的全人類，而且能夠把經過這個不幸的星球的壹切生靈消滅100次。
在跟今天壹樣的壹天，我的導師威廉姆·福克納曾站在這個地方說：“我拒絕接受人類末日的說法”。如果我不能清楚地意識到32年前他所拒絕接受的巨大災難，自人類出現以來今天第壹次被認為不過是科學上的壹種簡單的可能性，我就會感到我站在他站過的這個位置是不相稱的。面對這個從人類發展的全部時間看可能像個烏托邦的令人驚訝的現實，我們這些相信壹切的寓言創造者感到我們有權利認為，創建壹個與之對立的烏托邦為時還不很晚。那將是壹個新型的、錦繡般的、充滿活力的烏托邦。在那裏，誰的命運也不能由別人來決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裏，愛情是真正的愛情，幸福有可能實現，在那裏，命中註定處於百年孤獨的世家終會並永遠享有存在於世的第二次機會。
五、評論界對加布裏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獲諾貝爾獎的反應：
得知加西亞·馬爾克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後，哥倫比亞舉國歡騰，這位作家被人民譽為民族英雄。在其他國家，他的獲獎也得到壹致擁護。評論界普遍認為他的獲獎會使每壹個人為之高興。許多報紙也為瑞典文學院將榮譽授予這位大受歡迎的作家而歡呼。“諾貝爾文學獎評選者們以往都垂青於那些少為人知、深奧難懂的作家。通過授獎給這樣壹位其作品以三十種文字銷售千百萬冊(僅是《百年孤獨》就幾乎賣了壹千萬冊)的作家，他們突破了招來許多非議的那種陳舊套式。”(《新聞周刊》，1982年11月1日）。
大多數評論認為此獎授予加西亞·馬爾克斯是毫不奇怪的。有些報道僅僅是對他如此快地獲得諾貝爾獎感到驚訝：“這位哥倫比亞的小說家年僅五十多歲，因為看來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近幾年內不大有可能將諾貝爾獎再次授予拉美作家，所以有人覺得這次獎金應授予年長的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美國《國民評論》，1982年11月12日)許多文章討論博爾赫斯未能獲獎的原因，但所有的評論家都壹致同意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壹位才能非凡的作家，“其作品有著永恒的魅力”。(《時代》周刊，1982年11月1日)壹些評論家還指出：“加西亞·馬爾克斯是當代作家的佼佼者——不僅現代主義和實驗小說的擁護者欣賞他，托爾斯泰和舊式小說的忠實讀者也會為之傾倒。”
對加西亞·馬爾克斯獲獎的否定評價，能使人看出評論者的個人好惡。艾薩克·巴希維斯·辛格，197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在稱贊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選中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同時，又痛惜本世紀缺少真正偉大的作家。“我認為他是壹位好作家，”辛格先生在紐約說，“但我不能說他是我這壹類作家……我仍然敬佩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樓拜——如果他們今天還活著，馬爾克斯將是壹個蹩腳的選擇，可是他們今天已不在人世了。”
評論家歐文·肖在評論馬爾克斯獲獎時說：
這是壹個果斷的選擇。他是壹個強有力的作家，有著豐富的想象。馬爾克斯善於將個人生活與歷史危機聯系在壹起。從他的作品中，妳得不到關於拉丁美洲問題理論上的系統闡述，但當它們以活生生的形象出現在妳面前時，妳會看到它們。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繼承了歐洲政治小說的偉大傳統，其結果是歷史戲劇與個人戲劇合二為壹。
《美國學者》(季刊)的主編約瑟夫·愛潑斯坦得到消息後，馬上寫文章論述加西亞·馬爾克斯得獎的合理性。他宣稱這是“真正輝煌無比的《百年孤獨》應得的榮譽”，但在分析這位哥倫比亞作家作品中知識分子的道德責任感水準時，他下了這樣的結論：加西亞·馬爾克斯“從嚴格的字面意義上來說，是超凡的。遺憾的是他不是更好”。
愛潑斯坦的疑慮是針對道德和政治責任感而言的，而正是作品中的上述責任感使評論家們對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獲獎表示普遍的贊揚。有些評論家認定此獎授予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很大程度上將被看成是對那些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為爭取政治自由而鬥爭的人士所表示的壹種政治姿態”。 (《前衛》，1982年10月22日)《新聞周刊》驚奇地發現瑞典文學院不僅“大膽地正視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左派政治立場這個敏感的問題”，甚至“看起來還為他和他的拉美同行所***有的政治上的活躍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