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從英國讀書回來寫了不少抒情詩，壹八八二年集為《暮歌》出版，這部詩集展示了詩人的才華和獨創性，但有點兒“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晨歌》(1883年)的情調迥異，表現了青春活力和歡快心情。《畫與歌》(1884年)開始從個人情感的天地裏解脫出來，色彩斑斕。詩人自己也承認，早期的詩篇“夢幻多於現實”。《剛與柔》(1886年)的題材多樣化了，標誌著詩人開始面向人生、面向現實生活，他已經走完了他的詩歌創作的序幕階段。
《思緒集》(1890年)是泰戈爾第壹部成熟的詩集。內容大致可分五類：愛情詩，自然風景詩，社會題材的詩歌，宗教和神秘主義的詩歌，借自然現象、歷史故事或神話傳說闡明哲理的詩歌。這五類也是泰戈爾後來詩歌創作的主要內容，只不過不同時期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罷了。尤其重要的是：這部詩集表現了質的飛躍，表明泰戈爾的詩歌創作已經形成了它自己的獨特的藝術風格。思想的廣度、優美的抒情和魅力，使最嚴厲的批評家折服，也認為 “這是他成熟的鮮明標誌”。泰戈爾的民主主義思想和人道主義思想，就是在九十年代鄉村生活的過程中形成的，反映在詩歌創作上，連年都有碩果豐收，計有：《金舟集》(1894年)、《繽紛集》(1895年)、《收獲集》(1896 年)、《碎玉集》(1899年)、《夢幻集》(1899年)、《剎那集》(1900年)、《故事詩集》(1900年)。從《思緒集》起的這八個詩集中，除《碎玉集》為格言詩、《故事詩集》為敘事詩外，其余六部都是優美的抒情詩。正如別林斯基所說的，青春是“抒情詩的最好時期”，那時泰戈爾風華正茂，他繼承了印度古典文學和中世紀孟加拉民間詩人抒情歌曲的優秀傳統，推陳出新，寫出了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個人特色的抒情詩篇，往往譬喻新穎，意境深遠，魅力奇幻，耐人尋味。據說泰戈爾前期的詩歌大多節奏鮮明，音韻和諧，格律嚴謹，可惜我不懂得孟加拉文，難以從英譯本去品味原作的格律美和音樂美。感謝詩人在《吉檀迦利》的英譯本問世後，又回過頭去陸續把他前期的詩歌譯成英文，壹壹編集出版，如《園丁集》、《新月集》、《采果集》、《飛鳥集》、《遊思集》等。劉建先生在他的論文《泰戈爾前期詩歌創作淺論》中指出：“這些英文詩集與孟加拉文原作的關系，可以《園丁集》為例。《園丁集》中大部分詩歌譯自《剎那集》、《夢幻集》、《金舟集》、《繽紛集》等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孟加拉文詩集。《飛鳥集》除了有些是詩人壹九壹六年訪日時的即興英文詩作外，相當壹部分選譯自《碎玉集》。《遊思集》的情況也差不多。”據此，這部《泰戈爾抒情詩選》所收前期詩歌，多從上述各英譯本選譯，以《園丁集》的人生和愛情的抒情詩為重點，兼顧《飛鳥集》這樣的哲理小詩，並有意識地從《采果集》中選譯了壹些故事詩，也就是敘事詩，借壹斑以窺泰戈爾前期詩歌的全貌。
《吉檀迦利》是泰戈爾中期詩歌創作的代表性作品。克裏希娜·克裏巴拉尼在她寫的《泰戈爾傳》裏說：“以樂觀開朗的王子身份開始自己生活的羅賓德拉納特，在本世紀頭十年裏忍受了內外的種種痛苦和折磨，離別和侮辱，鬥爭和打擊。這壹切最後都融合和純化在那些抒情詩歌裏，這些詩歌於壹九〇九——壹九壹〇年從他壓抑和完美的心靈中噴瀉出來，壹九壹〇年收在題為《吉檀迦利》的詩集中出版了。他後來從這壹百五十七首詩中選擇了五十壹首放進英譯本《吉檀迦利》，從此揚名四海。”這個譯本是泰戈爾親自壹首又壹首地譯成英文的，他自己說：“從前，某種情感的和風喚起了心中的歡愉情趣；如今，不知為什麽又通過其他語言的媒介，焦急不安地體驗著它。”可見泰戈爾的翻譯是壹種再體驗和再創作。有的學者認為英譯本有時有所濃縮或刪節，弄得支離破碎、失掉了孟加拉文原著的美；這種評論多少有點兒道理，可是失之過分。詩人畢竟最了解自己的詩歌，他自己的譯文但求傳神，他重新體驗、創造了那份思想感情，並不刻板地嚴守形式的移植。卻說詩人自己翻譯的《吉檀迦利》，經過羅森斯坦，送到了葉芝手裏。葉芝壹讀這部詩稿就著迷了。他說：“這些抒情詩……以其思想展示了壹個我生平夢想已久的世界。壹個高度文化的藝術作品，然而又顯得極像是普通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植物，仿佛青草或燈心草壹般。”葉芝對譯稿作了極個別的文字潤飾。壹九壹二年十月倫敦印度學會初版《吉檀迦利》時，葉芝還特地給詩集寫了“序”，盡管初版只印了750冊。大詩人E·龐德曾在七月間參加葉芝家裏詩人和作家們的壹次聚會，聽葉芝朗誦泰戈爾的抒情詩，發現葉芝“為壹位偉大的詩人，‘壹個比我們中間任何壹個都要偉大的詩人’的出現而感到激動不已。”龐德事後評述道，“這種深邃的寧靜的精神壓倒了壹切。我們突然發現了自己的新希臘。像是平穩感回到文藝復興以前的歐洲壹樣，它使我感到，壹個寂靜的感覺來到我們機械的轟鳴聲中。”“我在這些詩中發現了壹種極其普通的情感，使人想起在我們西方生活的煩惱之中、在城市的喧囂之中、在粗制濫造的文藝作品的尖叫之中，以及在廣告的旋渦之中常常被忽視的許許多多東西……”“如果這些詩有什麽瑕疵壹我不認為它們有瑕疵壹即有脫離普通讀者的傾向，它們確實太神化了。”
壹九壹三年十壹月泰戈爾因《吉檀迦利》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泰戈爾得獎之前，瑞典科學院是經過壹番爭論的。當時瑞典詩人瓦爾納-馮·海登斯塔姆大力推薦：“我讀了這些詩歌，深受感動。我不記得過去二十多年我是否讀過如此優美的抒情詩歌，我從中真不知道得到多麽久遠的享受，仿佛我正在飲著壹股清涼而新鮮的泉水。在它們的每壹思想和感情所顯示的熾熱和愛的純潔性中，心靈的清澈，風格的優美和自然的激情，所有這壹切都水乳交融，揭示出壹種完整的、深刻的、罕見的精神美。他的作品沒有爭執、尖銳的東西，沒有偽善、高傲或低卑。如果任何時候詩人能夠擁有這些品質，那麽他就有權得到諾貝爾獎金。他就是這位泰戈爾詩人。”泰戈爾獲獎時，冰島小說家拉克斯奈斯才十五歲，這位到了壹九五五年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作家，追述當年泰戈爾的影響道：“這個奇異的、細膩的和遙遠的聲音立即進入了我年輕的精神耳朵的深處。從那時起，我時時刻刻在自己心靈的深處體會它的存在。像對西方讀者壹樣，在我們國家裏《吉檀迦利》的形象及其芳香產生了我們聞所未聞的優美花朵般的影響。由於它的巨大影響，不少詩人進行創作散文詩的新實驗。”盡管我國是在東方，我國最初介紹泰戈爾的詩歌時的情況，倒是有點兒同斯堪的納維亞的國家相似。
《吉檀迦利》是泰戈爾中期詩歌創作的高峰，所以這部《泰戈爾抒情詩選》從其中選譯的詩篇數量較多，比重較大。石真先生是懂得孟加拉文的，據她的調查研究，《情人的禮物》和《渡》這兩個英譯本，主要選自《宗教頌歌》、《鴻鵠集》、《擺渡集》、《歌之花環》、《吉檀迦利》和《剎那集》，凡此都是屬於中期的創作，所以我從這兩個英譯本中也酌量選譯了壹些。泰戈爾在《流螢集》的卷首說：“《流螢集》來源於我的中國和日本之行：人們常常要求我親筆把我的思想寫在扇子和絹素上。”他是壹九壹六年五月間到達日本的，逗留了三個月，他在日記裏寫道：“這些人的心靈像清澈的溪流壹樣無聲無息，像湖水壹樣寧靜。我所聽到的壹些詩篇都是猶如優美的畫，而不是歌。”他還舉了壹首青蛙跳進古池塘的俳句為例。他的這些小詩顯然是受了日本俳句的影響；有人認為“這些詩沒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我倒有所偏愛，所以也選譯了壹些。《鴻鵠集》是根據泰戈爾的學生奧羅賓多·博斯的英譯本轉譯的，選的詩篇比較多壹些，壹是因為他是從孟加拉文逐字逐句譯過來的，不像泰戈爾自己翻譯時那樣自由地進行再創作，有所濃縮或刪節。《采果集》、《情人的禮物》、《渡》中好些詩篇都是選自《鴻鵠集》的，我都沒有采擇，如果覺得哪幾首有必要選譯的話，就從博斯的英譯本轉譯，讓讀者借此也多少看到泰戈爾用孟加拉文寫的詩歌是什麽模樣的。例如《情人的禮物》第壹首是寫泰姬陵的，較短，也簡化了，現在選譯的是《鴻鵠集》的第七首，長了好幾倍，接近結尾的十多行朦朧晦澀之至。二是從思想內容上考慮的。據博斯說，泰戈爾在第壹次世界大戰期間寫下了《鴻鵠集》中大部分詩篇。泰戈爾在給他的朋友的信中說道：“我寫《鴻鵠集》時在我內心激發起來的感情仍舊活在我的心裏。它們像鴻鵠翺翔似的湧來，像鴻鵠似的從詩人的心靈飛向未知的世界，懷著壹種難以表達的、迫不及待的、不平靜的感情。……它們的翅膀不僅擾亂了子夜的寂靜，而且在我的心裏喚醒了無限的聲音——那才是真正的意義……因此我把這卷詩集命名為《鴻鵠集》……也許有壹個看不見的內在鏈環把詩篇聯系在壹起。……我內心裏明確起來的思想，也不光是那些關於戰爭的思想。……通過戰爭，傳來壹種呼喚，叫我去參加壹個四海之內兄弟友誼的節日……我感到人性已經到達了十字路口——在我們的後面躺著過去，黑夜正在臨近盡頭，而穿過死亡和苦惱，壹個新世紀的紅色黎明正在破曉。因此，由於壹種並不明顯的緣故，我的心靈十分激動!”泰戈爾的思想發展到了壹個轉折點，他逐漸向當年高舉“超越戰爭”的旗幟，宣傳兄弟友愛之誼和國際主義的羅曼·羅蘭壹邊靠攏了。他自己說得很清楚：“這種感情在我內心裏的初次發育成長，我已表達在《鴻鵠集》裏。有壹段時間，我是在沿著邀我就道的那模糊道路摸索前進的，在這種感情的沖動下，雖然當時我並沒認識到，這些詩篇便產生了。這些詩篇像許多旗幟，標誌著我要旅行的途徑。當時不過是壹種感情，在詩裏的表達也是不明確的，今天可成了壹種堅定的認識，我帶著這種認識達到了壹個明確的目標。”泰戈爾自己的話替我闡明了從《鴻鵠集》中多選幾篇的緣故，也有助於我們理解和品味這些詩篇。
壹般的說法是：到了第三階段，隨著泰戈爾重新生氣勃勃地參加政治活動，他的詩歌創作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壹些變化，主要是調子慷慨激昂，洋溢著愛國主義、人道主義的熱情，充滿了反對殖民主義、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正義感。季羨林先生認為，泰戈爾的詩歌，既有“光風霽月”的壹面，又有“金剛怒目”的壹面。早期和中期以前者為多，晚期以後者為多。詩人去世以後，他生前的朋友克裏希那·克裏巴拉尼等編選了壹本***收壹百三十首詩的《詩集》，編選的意圖，看來是側重於反映泰戈爾“金剛怒目”、慷慨陳詞那壹面。編者對泰戈爾的詩歌創作，按四個時期，分為四輯，即(壹)1—57首(1886—1914年)；(二)58—87首(1916—1927年)；(三)88—112 首(1928—1939年)；(四)113—130首(1940—1941年)。那個分期，顯然和壹般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法是大不相同的。具體記錄如上，壹則供研究者參考，二則至少可以據此推算哪些詩是大致在哪些年月裏寫作的。從這本《詩集》看來，“光風霽月”和“金剛怒目”這兩個因素，存在於泰戈爾任何時期的詩歌創作裏，不過是在某壹特定時期裏某壹因素占主導地位罷了。這部《泰戈爾抒情詩選》，從克裏希那·克裏巴拉尼等編選的《詩集》裏采擇了不少政治抒情詩，著重於選譯各個不同時期的那些“金剛怒目”式的詩篇，以補充從《園丁集》、《吉檀迦利》等選譯之不足。《詩集》的(二)、(三)、(四)輯，基本上都是泰戈爾晚期的詩歌，因而選譯的比重大壹些，以顯示泰戈爾晚年政治抒情詩的特色。順便說壹句，泰戈爾“光風霽月”式的抒情詩固然有些比較晦澀難懂，但“金剛怒目”式的詩，有些也並不好懂，晦澀之處實在參不透的，我就沒有敢選譯，盡管人們經常論及的那些政治抒情詩是基本上都譯了。